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宴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麵對如此淒苦場麵，詩人向自己發出質問：身為縣尉，“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禮記·王製》，意思是加封土地、賜予爵位），自己不能為民造福，又不事農桑，每年還拿上“三百石”“俸祿”、“歲晏（年終）有餘糧”？是自責，又何嚐不是對所有官吏的責問呢！詩人不僅自責、責人，乃至於對此不能釋懷，“私自愧”而竟然“盡日不能忘”。比之於韋應物的“邑有流亡愧俸錢”，高下軒輊，天壤之別。
這是一首著名諷諭詩。無論對比手法，還是翻進一層的寫法，在藝術上都相當成功。而詩人在客觀的敘述中抨擊了和糴製度，在自責中譴責了官吏的鞭撻行徑，在含蓄中矛頭直指最高封建統治者，看似不經意的記述敘事，實則字字充滿了對農民的同情，處處蘊含著對官吏的譴責，這才是《觀刈麥》的最大藝術成功之點。
推行和糴製度，始於北魏，是曆代朝廷向民間強製征購糧食的措施。到天寶年間（７４２—７５６），尤其是天寶十五載（７５６）之後唐德宗、唐憲宗時，和糴製度已一變而為強迫農民賤價出售，或先收購而後給錢。《資治通鑒·貞元三年十二月》載，當時不僅不能按規定給價，而且強迫農民遠道送交京城行營，弄得農民“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白居易任官的小山城，就在長安城西南一百三十裏的地方，他又任專向農民征收糧食的縣尉之職，所以“備諳此事，深知此弊”。如果繳納不出，就要施以鞭撻。詩人高適任封丘縣尉時，正是因為“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打黎庶令人悲”而掛冠辭去。白居易此時此際也是身為縣尉，“親自鞭撻，所不忍睹”，在自領和糴又不忍鞭撻黎庶、同情農民疾苦的矛盾心理中寫了這首詩。並上疏皇帝：“（配戶督限）嚴加徵催……迫蹙鞭撻，甚於稅賦。”大聲疾呼：“號為和糴，其實害人！”（《論和糴狀·今年和糴折糴利害事宜》）真不愧擅寫敘事詩的巨匠。其藝術手法既委婉又巧妙，雖未直寫賦稅繁苛，而強烈的諷諭意味自在其中。“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一位有良知的官吏，情的滲透，心的跳動，正是希望皇帝有所感悟！直到近千年後的清朝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也不得不承認“‘力盡不知熱’兩句，曲盡農家苦心，恰是從旁看出。‘貧婦’一段，悲憫更深，聶夷中詩摹寫不到。”（《唐宋詩醇》）的確，在反映農民苦難生活方麵，是具有相當深度的。
對比作為表現事物區別、差異、對立、矛盾的一種手法，能夠尖銳鮮明地把事物的美醜、善惡、曲直、是非表現出來。《觀刈麥》中既有農民酷暑勞累與痛苦的對比，又有農民之間丁壯與貧婦的對比，更有詩人與農民即官與民的對比，既難能可貴又發人深省。同時，“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甌北詩話》）。所以“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白氏長慶集序》）。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宴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麵對如此淒苦場麵，詩人向自己發出質問：身為縣尉，“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禮記·王製》，意思是加封土地、賜予爵位），自己不能為民造福，又不事農桑，每年還拿上“三百石”“俸祿”、“歲晏（年終）有餘糧”？是自責，又何嚐不是對所有官吏的責問呢！詩人不僅自責、責人，乃至於對此不能釋懷，“私自愧”而竟然“盡日不能忘”。比之於韋應物的“邑有流亡愧俸錢”，高下軒輊，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