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醜下篇》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之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校注］語出《論語.憲問》：“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處應是孟子曾引孔子語以教弟子。”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後世解釋此章，大抵傾向於釋為孟子未嚐怨天，亦即釋為孟子不以怨天為可，其論據則在於“吾何為不豫哉”。謂孟子既未不豫，可見其無所怨。筆者所見頗有不同，以為孟子固不主張一味怨天，但亦不以怨天為絕對不可。其論據則在於本章的“彼一時，此一時也”及“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又在於《告子下篇》的“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試次第述之。
“彼一時，此一時也”，明謂時勢不同，不可以一概而論，故不得依據昔日情勢下所不當為的，以論定今日的亦不當為。孟子對於充虞的詰難，首先告以此語，即在提醒其注意今昔的不同，指出其原則適用之不合時宜。故孟子此語縱不能解作明示怨天之可，至少可釋為隱示怨天之非不可，是委宛的駁論與辯正。怨天之所以非必不可，因其未欲平治天下。
孟子之斷言“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有其論據。本章的“以其時考之，則可矣”隻是一句簡單的總結論，至其詳細的理由，則見於另二章。《公孫醜上篇》雲：
以齊王，由反手也。……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裏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夫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依此所說，在情勢上，“以齊王，由反手也”正有其時宜與地宜。《公孫醜下篇》又雲：“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依此所說，在施行仁政上，“以齊王，由反手也”又正有其熱誠而有為的輔佐之臣。具有如此雙重的優良條件，足以保證其一定成功，偏偏天不作美，不令齊王任用孟子，使孟子不得已而去齊。“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方以平治自任，今竟為天所舍，其結論自必到達“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關於怨的可否，一般言之，孟子隻作相對的主張，未作絕對的主張。《告子下篇》雲：“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對於父母之可怨與否，依父母所犯過失的大小而異。所犯過失小，不可怨，更不當怨；所犯過失大，則不但可怨，而且當怨。不當怨而怨，固屬不孝；當怨而不怨，亦屬不孝。《離婁上篇》雲：“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事親是最大的事，是諸事之本。親有大過，尚且不可以不怨。由此推之，則其他犯有大過者，自亦應在可怨當怨之列。“天未欲平治天下”是大過，不是小過。親有大過而不怨，則成不孝，天有大過而不怨，定成不敬。此則類推所必至，無所用其顧忌。故依孟子的理論而言，不必諱言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