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曾作《原毀》一文，考慮當時士大夫階層嫉賢妨能，毀磅他人的不良風氣的思想根源。文章指出：“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這是對人對己的兩種不同態度二一種是對自己的要求嚴格、全麵，對別人的要求寬厚、簡約；別一種對別人的要求很周詳，對自己的要求則低而少。
文章認為：為什麼會有兩種不同的態度，是由於對人對己要求的標準不同。“古之君子”以舜和周公這樣的聖賢為標準，認為他們能做到的，自己也應該做到。因而對自己的要求就嚴格而周全；對別人則先看到他的優點和進步，“取其一不究其二，即圖其新不究其舊”，唯恐損害別人為善的積極性。這樣，對別人的要求自然就寬厚而簡約了。“今之君子”則不然，他們以聖人的標準要求別人“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唯恐別人有好名聲。他們對自己的要求則比普通人還低，“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還沒有取得一點進步就停止了。這樣，他們責人周、責己廉，也就不奇怪了。文章進一步揭露了“今之君子”對人嚴、對己寬的思想根源在於“怎”與“忌”兩個字；“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自己懶惰懈怠，不求進步，又嫉妒別人進步，因此，“事修而謗興，高而毀末”。誰辦成好事，誰有高尚品德，就會受到他們的誹謗打擊。韓愈對世態人情的剖析，可謂入木三分。韓愈的見解與莊子的觀點實際上是一致的。
今天，我們領會韓愈的《原毀》，仍然可以獲得有益的啟示。首先，對人嚴、對己寬的問題，仍然普遍存在，而問題的實質也是對人對己要求的標準不同。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看別人的缺點多，看自己的優點多；批評別人往往苛刻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不看別人的現實表現而糾纏過去的恩怨是非；批評自己的時個則輕描談寫，強調客觀，覆短護私。出現這種情況，也和“怠”與“忌”不無關係。自己不求進步，不思進取，又害怕別人進步，獲得成就和名聲。應該去掉這種不健康的心理，改變這種不健康的風氣，用高標準要求自己，嚴格檢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的缺點；同時以寬厚的態度對待別人鼓勵、支持別人從善、向上的積極性。
韓愈曾作《原毀》一文，考慮當時士大夫階層嫉賢妨能，毀磅他人的不良風氣的思想根源。文章指出：“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這是對人對己的兩種不同態度二一種是對自己的要求嚴格、全麵，對別人的要求寬厚、簡約；別一種對別人的要求很周詳，對自己的要求則低而少。
文章認為：為什麼會有兩種不同的態度，是由於對人對己要求的標準不同。“古之君子”以舜和周公這樣的聖賢為標準，認為他們能做到的，自己也應該做到。因而對自己的要求就嚴格而周全；對別人則先看到他的優點和進步，“取其一不究其二，即圖其新不究其舊”，唯恐損害別人為善的積極性。這樣，對別人的要求自然就寬厚而簡約了。“今之君子”則不然，他們以聖人的標準要求別人“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唯恐別人有好名聲。他們對自己的要求則比普通人還低，“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還沒有取得一點進步就停止了。這樣，他們責人周、責己廉，也就不奇怪了。文章進一步揭露了“今之君子”對人嚴、對己寬的思想根源在於“怎”與“忌”兩個字；“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自己懶惰懈怠，不求進步，又嫉妒別人進步，因此，“事修而謗興，高而毀末”。誰辦成好事，誰有高尚品德，就會受到他們的誹謗打擊。韓愈對世態人情的剖析，可謂入木三分。韓愈的見解與莊子的觀點實際上是一致的。
今天，我們領會韓愈的《原毀》，仍然可以獲得有益的啟示。首先，對人嚴、對己寬的問題，仍然普遍存在，而問題的實質也是對人對己要求的標準不同。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看別人的缺點多，看自己的優點多；批評別人往往苛刻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不看別人的現實表現而糾纏過去的恩怨是非；批評自己的時個則輕描談寫，強調客觀，覆短護私。出現這種情況，也和“怠”與“忌”不無關係。自己不求進步，不思進取，又害怕別人進步，獲得成就和名聲。應該去掉這種不健康的心理，改變這種不健康的風氣，用高標準要求自己，嚴格檢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的缺點；同時以寬厚的態度對待別人鼓勵、支持別人從善、向上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