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於文藝另有見解，以興趣所在，最欣賞寄托深遠，清澹衝和的作品。就中國舊文學作品說：杜甫韓愈的詩，李商隱的詩，蘇東坡黃山穀的詩；《桃花扇》、《長生殿》一類的傳奇；《紅樓夢》、《水滸》等長篇小說，他雖尊重他們，卻不見得十分引起他的愛好。對於西洋文學：博大深沉如托爾斯泰；精刻痛切如陀思妥夫斯基；激動雄抗，生力勃變如囂俄之戲劇、小說，拜侖之詩歌，歌德之劇作；包羅萬象，文情兼茂如莎士比亞；寓意造同高深周密，如福樓拜，……在夏先生看來，正與他對中國的杜甫、蘇東坡諸位的著作一樣。稱讚那些傑作卻非極相投合。他要清，要摯，又要真切要多含蓄。你看那本《平屋雜文》便能察覺他的個性與對文藝的興趣所在。他不長於分析不長於深刻激動，但一切疏宕，浮薄，叫囂蕪雜的文章；或者加重意氣，矯枉過正做作虛撐的作品，他絕不加首肯。我常感到他是摻和道家的“空虛”與佛家的“透徹”，建立了他的人生觀，——也在間接的釀發中成為他的文藝之觀念。（雖則他也不能實行絕對的透徹如弘一法師，這是他心理上的深苦！）反之也由於看的虛空透徹，——尚非“太”透徹，對於人間是悲觀多樂觀少；感慨多讚美少；躊躇多決定少！個性，信仰的關係，與文藝觀點的不同，試以《平屋雜文》與《華蓋集》、《朝花夕拾》相比，他們中間有若何遼遠的距離？無怪他和魯迅的行徑，言論，思想，文字，迥然有別，各走一路。
他一生對於著作並不像那些規文章為專業者，爭多競勝，以出版為要務。他向未有長篇創作的企圖，即短篇小說也不過有七八篇。小說的體裁似與他寫文的興會不相符合，所以他獨以敘事抒情的散文見長。從虛空或比擬上構造人物、布局等等較受拘束的方法，他不大歡喜。其實，我以為他最大的功績還在對於中學生學習國文國語的選材，指導，啟發上麵。現時三十左右的青年在戰前受中學教育，無論在課內課外，不讀過《文心》與《國文百八課》二書的甚少。但即使稍稍用心的學生，將此二書細為閱讀，總可使他的文字長進，並能增加欣賞中國文章的知識。不是替朋友推銷著作，直至現在，為高初中學生學習國文國語的課外讀物，似乎還當推此兩本。夏先生與葉紹鈞先生他們都有文字的深沉修養，又富有教讀經驗，合力著成，嘉惠殊多。尤以引人入勝的，是不板滯，不枯燥，以娓娓說話的文體，分析文理，討論句段。把看似難講的文章解得那樣輕鬆，流利，讀者在欣然以解的心情下便能了解國文或國語的優美，以及它們的各種體裁，各樣變化，——尤以《文心》為佳。
他對於文藝另有見解，以興趣所在，最欣賞寄托深遠，清澹衝和的作品。就中國舊文學作品說：杜甫韓愈的詩，李商隱的詩，蘇東坡黃山穀的詩；《桃花扇》、《長生殿》一類的傳奇；《紅樓夢》、《水滸》等長篇小說，他雖尊重他們，卻不見得十分引起他的愛好。對於西洋文學：博大深沉如托爾斯泰；精刻痛切如陀思妥夫斯基；激動雄抗，生力勃變如囂俄之戲劇、小說，拜侖之詩歌，歌德之劇作；包羅萬象，文情兼茂如莎士比亞；寓意造同高深周密，如福樓拜，……在夏先生看來，正與他對中國的杜甫、蘇東坡諸位的著作一樣。稱讚那些傑作卻非極相投合。他要清，要摯，又要真切要多含蓄。你看那本《平屋雜文》便能察覺他的個性與對文藝的興趣所在。他不長於分析不長於深刻激動，但一切疏宕，浮薄，叫囂蕪雜的文章；或者加重意氣，矯枉過正做作虛撐的作品，他絕不加首肯。我常感到他是摻和道家的“空虛”與佛家的“透徹”，建立了他的人生觀，——也在間接的釀發中成為他的文藝之觀念。（雖則他也不能實行絕對的透徹如弘一法師，這是他心理上的深苦！）反之也由於看的虛空透徹，——尚非“太”透徹，對於人間是悲觀多樂觀少；感慨多讚美少；躊躇多決定少！個性，信仰的關係，與文藝觀點的不同，試以《平屋雜文》與《華蓋集》、《朝花夕拾》相比，他們中間有若何遼遠的距離？無怪他和魯迅的行徑，言論，思想，文字，迥然有別，各走一路。
他一生對於著作並不像那些規文章為專業者，爭多競勝，以出版為要務。他向未有長篇創作的企圖，即短篇小說也不過有七八篇。小說的體裁似與他寫文的興會不相符合，所以他獨以敘事抒情的散文見長。從虛空或比擬上構造人物、布局等等較受拘束的方法，他不大歡喜。其實，我以為他最大的功績還在對於中學生學習國文國語的選材，指導，啟發上麵。現時三十左右的青年在戰前受中學教育，無論在課內課外，不讀過《文心》與《國文百八課》二書的甚少。但即使稍稍用心的學生，將此二書細為閱讀，總可使他的文字長進，並能增加欣賞中國文章的知識。不是替朋友推銷著作，直至現在，為高初中學生學習國文國語的課外讀物，似乎還當推此兩本。夏先生與葉紹鈞先生他們都有文字的深沉修養，又富有教讀經驗，合力著成，嘉惠殊多。尤以引人入勝的，是不板滯，不枯燥，以娓娓說話的文體，分析文理，討論句段。把看似難講的文章解得那樣輕鬆，流利，讀者在欣然以解的心情下便能了解國文或國語的優美，以及它們的各種體裁，各樣變化，——尤以《文心》為佳。
夏先生對此二書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工力。尤其有趣的當他二位合選《國文百八課》，也正是他們結為兒女親家的時候。夏先生的小姐與葉先生的大兒子，都在十五六歲，經兩家家長樂意，命訂婚約。夏先生即在當時聲明以《國文百八課》版後自己分得的版稅一概給他的小姐作為嫁資。於是，以後這本書的版稅並非分於兩家。可謂現代文士“陪送姑娘”的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