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後來又去看過胡適先生一次，在書房裏坐，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雖然也很簡單，似乎是定製的，幾乎高齊屋頂，但是沒擱書，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使我一看見就心悸。
跟適之先生談，我確是如對神明。較具體的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隻想較近真實。適之先生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麵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於像西方的左派隻限一九三〇年代。我一默然，適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個話題。我隻記得自己太不會說話，因而梗梗於心的這兩段。他還說：“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兒書很多。”我不由得笑了。那時候我雖然經常的到市立圖書館借書，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更不必說觀光。適之先生一看，馬上就又說到別處去了。
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裏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後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過天再問他關於祖父別的事，他悻悻然說：“都在爺爺的集子裏，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脹，也看不出幕後事情。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仿佛喜歡講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時候我姑姑還小，什麼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著問：“怎麼想起來問這些？”因為不應當跟小孩子們講這些話，不民主。我幾下子一碰壁，大概養成了個心理錯綜，一看到關於祖父的野史就馬上記得，一歸入正史就毫無印象。
適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又說正在給《外交》雜誌（“Fn 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他們這裏都要改的。”我後來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錄，看有沒有登出來，工作忙，也沒看。
感恩節那天，我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裏吃飯，人很多，一頓烤鴨子吃到天黑，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別幹淨，霓虹燈也特別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樂，但是吹了風回去就嘔吐。剛巧胡適先生打電話來，約我跟他們吃中國館子。我告訴他剛吃了回聲吐了，他也就算了，本來是因為感恩節，怕我一個人寂寞。其實我哪過什麼感恩節。
我後來又去看過胡適先生一次，在書房裏坐，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雖然也很簡單，似乎是定製的，幾乎高齊屋頂，但是沒擱書，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使我一看見就心悸。
跟適之先生談，我確是如對神明。較具體的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隻想較近真實。適之先生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麵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於像西方的左派隻限一九三〇年代。我一默然，適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個話題。我隻記得自己太不會說話，因而梗梗於心的這兩段。他還說：“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兒書很多。”我不由得笑了。那時候我雖然經常的到市立圖書館借書，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更不必說觀光。適之先生一看，馬上就又說到別處去了。
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裏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後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過天再問他關於祖父別的事，他悻悻然說：“都在爺爺的集子裏，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脹，也看不出幕後事情。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仿佛喜歡講家世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