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五四”時期，提倡白話文，說“文言是半死文學”，“可讀而聽不懂”。
一生以白話文的布道者自居，始終關注白話文的發展和命運，還特意編著了一部《白話文學史》。
年秋，胡適在北大講課時又對白話文的優點大加頌揚，這時，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學，聽不入耳，心中厭煩，不免萌生了抵觸情緒。正當胡適講得得意時，一位姓魏的同學，突然站起來，聲色俱厲地提出抗議道：“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就沒有絲毫的缺點嗎？”胡適衝著他微笑著說：“沒有的。”那位同學更加激憤地反駁道：“肯定是有的！白話文語言不精練，打電報用字多，花錢多。”
胡適扶扶眼鏡透露出沉思的目光，然後柔聲細氣地解釋道：“不一定吧！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打來電報，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決定不去，為這件事我複電拒絕。複電是用白話寫的，看來也很省字。請同學們根據我這一意願，用文言文編寫一則複電，看看究竟是白話文省字，還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說完這段話後，整個教室頓時緊張沉寂起來，每個同學都在開動腦筋，認真地編寫電文。
十五分鍾過後，胡適讓同學們自動舉手，報告用字數目，然後從中挑選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電稿，電文是這樣寫的：“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胡適說，這份寫得確實簡練，僅用了12個字。但我的白話電報卻隻用了5個字：“幹不了，謝謝。”胡適又解釋說：“幹不了”就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之意；“謝謝”既對友人費心介紹表示感謝又暗示拒絕之意。由此看來，語言的精練與否，不在白話與文言的差別。客觀事物是曲折複雜的，必須反複研究，才能恰當地反映，所謂研究，就是細心琢磨問題的中心所在，恰如其分地選用字詞，白話文較文言文是更可省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