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不記得和丁玲還有過課外交往，因為下課之後，男女同學各自走散。丁玲她們就住在教室樓上，據她的談話，說是住在亭子間裏，當時我們都不知道。我和望舒在校外附近租住了一間裏弄房屋，不上課也很少到學校裏去。
盡管上海大學的學生差不多全是從文學革命發展到政治革命的進步青年，但在男女同學之間，還多少有些封建主義殘餘思想的拘束。學校搬到西摩路（今陝西北路）之後，女生宿舍較為像樣。有一次，望舒因事要通知女同學，他就冒冒失失地闖進女生宿舍，坐在一位女同學的床上。他也看不出那位女同學的臉色。他走後，那位女同學把床上的被褥全部換掉。即此一例，就可以體會丁玲所謂“傲氣”，這是一九二〇年代大學中女生對男生的“傲氣”。
另外一方麵，丁玲還有意識形態上的“傲氣”。她自負是一個徹底解放了的女青年，從她的談話中可以知道，她在一九二三年的上海大學，崇拜的是施存統。施存統是因為發表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而被浙江第一師範開除的。他提倡“非孝”被守舊分子認為是“大逆不道”。而青年人卻認為是最激進的反封建。施存統因鼓動“非孝”而暴得大名，來當了上海大學的“教授”。在那時候，施存統的社會名望高於瞿秋白，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裏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的認識裏，還隻是“覺得還是可以與之聊天的”。
到了一九二四年，瞿秋白在社會學係講課的聲望超過了施存統。王劍虹又和瞿秋白接近，終於和瞿秋白結婚。也許，從此以後，丁玲才改變了對瞿秋白的評價。在丁玲的談話裏，有二處提到瞿秋白。從前後二段的語氣中，也可以體會到這一情況。
一九二四年暑假後，丁玲離開上海大學而到了北京。據她的談話，這次北遊，是為了北京的“思想好”。這也反映出她在上海大學時，對我們這些上海青年是瞧不起的。
她在北京的時候，認識了胡也頻，並與胡同居，又開始寫《莎菲女士的日記》等轟動一時的小說。直到胡也頻犧牲之後，丁玲才明顯轉向，從《水》開始，改變了她的創作方向。從這些現象中，的確有許多人以為丁玲的轉向是胡也頻犧牲的影響。但這回丁玲的談話卻說：“事實上，在北京時，我是左的，胡也頻是中間的，沈從文是右的。”又說：“胡也頻在認識我以前，沒有認識一個革命者。他對魯迅是佩服的，但是思想上與魯迅差一截。”這些話，我可以證明是真實的。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丁玲和胡也頻同住在上海，我和望舒和他們倆接觸的機會較多。丁玲還顯得是一個“莎菲女士”的姿態，沒有表現出她的政治傾向。胡也頻卻十足是個小資產階級文學青年，熱心的是寫詩，寫小說，拿到稿費，就買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的噩耗傳來，我們都有些意外，不相信他會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烈士。當然，馮雪峰是知道的，但他從來沒有談起過。
此外，我不記得和丁玲還有過課外交往，因為下課之後，男女同學各自走散。丁玲她們就住在教室樓上，據她的談話，說是住在亭子間裏，當時我們都不知道。我和望舒在校外附近租住了一間裏弄房屋，不上課也很少到學校裏去。
盡管上海大學的學生差不多全是從文學革命發展到政治革命的進步青年，但在男女同學之間，還多少有些封建主義殘餘思想的拘束。學校搬到西摩路（今陝西北路）之後，女生宿舍較為像樣。有一次，望舒因事要通知女同學，他就冒冒失失地闖進女生宿舍，坐在一位女同學的床上。他也看不出那位女同學的臉色。他走後，那位女同學把床上的被褥全部換掉。即此一例，就可以體會丁玲所謂“傲氣”，這是一九二〇年代大學中女生對男生的“傲氣”。
另外一方麵，丁玲還有意識形態上的“傲氣”。她自負是一個徹底解放了的女青年，從她的談話中可以知道，她在一九二三年的上海大學，崇拜的是施存統。施存統是因為發表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而被浙江第一師範開除的。他提倡“非孝”被守舊分子認為是“大逆不道”。而青年人卻認為是最激進的反封建。施存統因鼓動“非孝”而暴得大名，來當了上海大學的“教授”。在那時候，施存統的社會名望高於瞿秋白，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裏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的認識裏，還隻是“覺得還是可以與之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