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和我認識的時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時山西還很冷，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於粗獷的我。驟睹著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許多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緣故吧。但我們都很親切，彼此並不感覺到有什麼孤僻的性格。我們盡情地在一塊兒唱歌，每夜談到很晚才睡覺。當然我們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沒有差異，然而彼此都能理解，並不會因為不同意見或不同嗜好而爭吵，而揶揄。接著是她隨同我們一道去西安，我們在西安住完了一個春天。我們痛飲過，我們也同度過風雨之夕，我們也互相傾訴。然而現在想來，我們談得是多麼地少啊！我們似乎從沒有一次談到過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卻以為她從沒有一句話是失去了自己的，因為我們實在都太真實，太愛在朋友的麵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為我們又實在覺得是很親近的。但我仍會覺得我們是談得太少的，因為，像這樣的能無妨嫌、無拘束、不須警惕著談話的對手是太少了啊！
那時候我很希望她能來延安，平靜地住一時期之後而致全力於著作。抗戰開始後，短時期的勞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麼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許比我適於幽美平靜。延安雖不夠作為一個寫作的百年長計之處，然在抗戰中，的確可以使一個人少顧慮於日常瑣碎，而策劃於較遠大的。並且這裏有一種朝氣，或者會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蕭紅卻南去了。至今我還很後悔那時我對於她生活方式所參預的意見是太少了，這或許由於我們相交太淺，和我的生活方式離她太遠的緣故，但徒勞的熱情雖然常常於事無補，然在個人仍可得到一種心安。
我們分手後，就沒有通過一封信。端木曾來過幾次信，在最後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約一星期前收到）告訴我，蕭紅因病始由皇後醫院遷出。不知為什麼我就有一種預感，覺得有種可怕的東西會來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說：“蕭紅決不會長壽的。”當我說這話的時候，我是曾把眼睛掃遍了中國我所認識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種無言的寂寞。能夠耐苦的，不依賴於別的力量，有才智、有氣節而從事於寫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憂竟成了現實，當我昂頭望著天的那邊，或低頭細數腳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壓製我喪去一個真實的同伴的歎息。在這樣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個真實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們的責任還不止於打開局麵，指示光明，而還是創造光明和美麗；人的靈魂假如隻能拘泥於個體的褊狹之中，便隻能陶醉於自我的小小成就。我們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為這享受而做出偉大犧牲。
蕭紅和我認識的時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時山西還很冷，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於粗獷的我。驟睹著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許多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緣故吧。但我們都很親切，彼此並不感覺到有什麼孤僻的性格。我們盡情地在一塊兒唱歌，每夜談到很晚才睡覺。當然我們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沒有差異，然而彼此都能理解，並不會因為不同意見或不同嗜好而爭吵，而揶揄。接著是她隨同我們一道去西安，我們在西安住完了一個春天。我們痛飲過，我們也同度過風雨之夕，我們也互相傾訴。然而現在想來，我們談得是多麼地少啊！我們似乎從沒有一次談到過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卻以為她從沒有一句話是失去了自己的，因為我們實在都太真實，太愛在朋友的麵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為我們又實在覺得是很親近的。但我仍會覺得我們是談得太少的，因為，像這樣的能無妨嫌、無拘束、不須警惕著談話的對手是太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