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首先確定一個坐標，才可能有效地判斷左和右。左右是表示方位的，它的原始意義與物理空間有關。但一個單純的空間位置，如果沒有人類的參與，沒有人為它立法，它本來毫無意義，不存在左右的問題。對於我麵前的這張桌子而言，哪一邊才是它的左邊呢？它不知道，我們本來也不知道。隻有當我們達成一個契約，事先規定一個確鑿不疑的標準方位，就是說為它立法之後，才談得上左邊或右邊。政治上的左和右最早也是根據物理方位來劃分的。據說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時期，每次召開議會，像羅伯斯庇爾這種來自草根階層並且代表窮人利益的議員，總是坐在大會主席的左邊，而代表貴族階層利益的議員則總是坐在大會主席的右邊。而且還據說，在更早的古羅馬時代，代表窮人的國民大會代表也總是坐在國王的左邊，而代表貴族的元老院代表則總是坐在國王的右邊。因此，後來左派仿佛就成了代表窮人訴求的專有名詞，而右派則成為代表富人訴求的專有名詞。
那麼，代表窮人利益的人，他們在政治和經濟的立場上，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必然表現呢？他們當然會要求限製富人的利益，要求國家保護窮人，減少剝削，實施某種形式的公有製和平均主義，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這個名稱盡管出現得比較晚，它的思想則古已有之。孔子的大同社會的理想，一切均貧富的思想，其實骨子裏都是社會主義，都是窮人的追求。代表富人利益的人所要求的恰恰相反，他們鼓吹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鼓吹自由競爭的必要性，反對公有製和均貧富，也就是極力反對社會主義。諸位可以設想一下，假設我和李書福先生兩個人商量公有製和私有製的問題，那我當然鼓吹公有製，因為公有製對我有好處，可以平分他的財產，而我反正本來什麼都沒有。李先生當然鼓吹私有製，強調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他會告訴我還是自由競爭好，個人自由很偉大，吃大鍋飯是要滅亡的，因為公有製對他很不利。假設我們同時成為議員，那麼在大家精神都很正常的情況下，他一定是右派，我肯定是左派。
任何社會必然分為窮人和富人兩大陣營，窮人在自由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因此他們總是渴望均貧富，渴望搞社會主義，反對單純的市場經濟。而富人則剛好相反，他們需要為私有製進行有力的辯護。但是，一個國家或政府，它的選擇就比較困難和複雜，它最後所能采用的政策，隻能是貧富雙方的利益艱難博弈的結果。它不能隻照顧窮人，一來因為國家領袖一般不會是窮人，即使從前是窮人，成為領袖之後也會迅速脫貧；二來還因為，如果他是有理性的，他當然很容易想明白，按照窮人的願望，這個國家很快就會沒有富人，最後大家都會窮得要死，這是平均主義的必然結果。那麼，難道國家和政府隻會考慮富人的立場？那也不行，因為窮人太多，富人太少，窮人活不下去就要造反，結果富人也就失去了根基，大家都不好過。所以無論什麼樣的社會，它總得或多或少采取一些抑製豪強、救濟貧苦的措施，不然的話，按照經濟學上的馬太效應，窮人隻會越來越窮，超過一定的限度，社會就會崩潰，就要發生流血犧牲。曆史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和政府，應該說都是右派國家和政府，都是以照顧富人利益為主的，或者，更確切地說，都是以照顧和保護能夠產生最大限度的社會財富之競爭機製為主的。這就是我在前麵一講所說過的曆史中的現實主義時代，或理性主義時代，它們肯定是社會的主流和常態。這種狀況是必要的和必然的，符合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原理。如果不是如此，如果我們一直在搞原始共產主義，或者毛澤東的火熱的理想主義，人類文明就不可能進步到今天這個樣子。
隻有首先確定一個坐標，才可能有效地判斷左和右。左右是表示方位的，它的原始意義與物理空間有關。但一個單純的空間位置，如果沒有人類的參與，沒有人為它立法，它本來毫無意義，不存在左右的問題。對於我麵前的這張桌子而言，哪一邊才是它的左邊呢？它不知道，我們本來也不知道。隻有當我們達成一個契約，事先規定一個確鑿不疑的標準方位，就是說為它立法之後，才談得上左邊或右邊。政治上的左和右最早也是根據物理方位來劃分的。據說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時期，每次召開議會，像羅伯斯庇爾這種來自草根階層並且代表窮人利益的議員，總是坐在大會主席的左邊，而代表貴族階層利益的議員則總是坐在大會主席的右邊。而且還據說，在更早的古羅馬時代，代表窮人的國民大會代表也總是坐在國王的左邊，而代表貴族的元老院代表則總是坐在國王的右邊。因此，後來左派仿佛就成了代表窮人訴求的專有名詞，而右派則成為代表富人訴求的專有名詞。
那麼，代表窮人利益的人，他們在政治和經濟的立場上，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必然表現呢？他們當然會要求限製富人的利益，要求國家保護窮人，減少剝削，實施某種形式的公有製和平均主義，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這個名稱盡管出現得比較晚，它的思想則古已有之。孔子的大同社會的理想，一切均貧富的思想，其實骨子裏都是社會主義，都是窮人的追求。代表富人利益的人所要求的恰恰相反，他們鼓吹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鼓吹自由競爭的必要性，反對公有製和均貧富，也就是極力反對社會主義。諸位可以設想一下，假設我和李書福先生兩個人商量公有製和私有製的問題，那我當然鼓吹公有製，因為公有製對我有好處，可以平分他的財產，而我反正本來什麼都沒有。李先生當然鼓吹私有製，強調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他會告訴我還是自由競爭好，個人自由很偉大，吃大鍋飯是要滅亡的，因為公有製對他很不利。假設我們同時成為議員，那麼在大家精神都很正常的情況下，他一定是右派，我肯定是左派。
任何社會必然分為窮人和富人兩大陣營，窮人在自由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因此他們總是渴望均貧富，渴望搞社會主義，反對單純的市場經濟。而富人則剛好相反，他們需要為私有製進行有力的辯護。但是，一個國家或政府，它的選擇就比較困難和複雜，它最後所能采用的政策，隻能是貧富雙方的利益艱難博弈的結果。它不能隻照顧窮人，一來因為國家領袖一般不會是窮人，即使從前是窮人，成為領袖之後也會迅速脫貧；二來還因為，如果他是有理性的，他當然很容易想明白，按照窮人的願望，這個國家很快就會沒有富人，最後大家都會窮得要死，這是平均主義的必然結果。那麼，難道國家和政府隻會考慮富人的立場？那也不行，因為窮人太多，富人太少，窮人活不下去就要造反，結果富人也就失去了根基，大家都不好過。所以無論什麼樣的社會，它總得或多或少采取一些抑製豪強、救濟貧苦的措施，不然的話，按照經濟學上的馬太效應，窮人隻會越來越窮，超過一定的限度，社會就會崩潰，就要發生流血犧牲。曆史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和政府，應該說都是右派國家和政府，都是以照顧富人利益為主的，或者，更確切地說，都是以照顧和保護能夠產生最大限度的社會財富之競爭機製為主的。這就是我在前麵一講所說過的曆史中的現實主義時代，或理性主義時代，它們肯定是社會的主流和常態。這種狀況是必要的和必然的，符合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原理。如果不是如此，如果我們一直在搞原始共產主義，或者毛澤東的火熱的理想主義，人類文明就不可能進步到今天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