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本書是為了促使人們反省罪行，相反，如果導致縮小731部隊的罪行（不僅於此，還有日本的戰爭成因及其罪行），甚至隱瞞、搪塞其罪行的話，那麼，我們就有必要重新考慮一下日本人把個人責任掩埋在集體之中的意識結構了。
我並不是把731部隊的所作所為僅僅當作日軍的一支部隊的戰爭記錄來追溯的，而是將731部隊作為戰爭罪惡的一個象征來捕捉的，並且想通過這些對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惡魔結構進行一次解剖的嚐試。
在“為了國家”的背後
附屬於比個人更大的團體或組織，通過發誓來效忠於他們，從而得到團體的庇護，並將團體的權威和聲譽視為己有，進而，在團體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則作為團體的責任而被分散和掩蓋，從而個人也就得以免除罪責。
個人多半是出於對團體的忠誠或使命感而犯下罪行的。但是，利用團體作為個人責任的“蔽護傘”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就731部隊而言，在“為了國家”、“為了醫學的進步”的“免罪符”和天皇錦旗之下，難道醫學者們沒有追求個人功名的野心嗎？以活人為材料進行眾多的實驗，難道真的隻是在“集體瘋狂”下完成的嗎？這裏就沒有個人的精密打算和作為醫學者旺盛的求知欲望嗎？這不是在“為了國家”掩蓋下的“為了自己”又是什麼呢？之所以這樣說，證據就是在戰後某些人把731部隊在“為了國家”的名義下搞出的研究成果竊為私有。
若說是由於日本人的血液和秉性所產生的內在的瘋狂導致日本人的戰爭罪行的話，那麼，見過731部隊的高級隊員之後，總會感到在他們身上的某一部分似乎還存在著某種不同的因素，這又說明了什麼？在這裏難道不正是潛藏著731部隊的惡魔性嗎？
他們絕不是為了日本這個集團而犯下了罪行，其實是利用集團的名義強烈追求私欲而發動了戰爭。正是因為具有強烈的個人欲望，所以對自己不利的證詞就斷然否認，或保持沉默，將其罪行縮小，甚至掩蓋起來，絲毫沒有反省之意。
731部隊將活人視為醫學和個人技術素材這一思想，一直持續到戰後，成為“日本醫學、醫療‘荒廢’的起點”。731部隊的思想，在日本醫學界中仍然繼續存在著。這些實情在高杉真吾先生為追蹤731部隊在戰後醫學界的足跡和影響而寫的《追查石井細菌部隊現存幹部》（德間書店出版）一書中有詳細的介紹。
由於高杉先生不休的調查，這樣的例子發現了很多。如1952年至1976年期間，新潟精神病院曾以治療“腦梅素”為名，對患者進行過恙忠病的人體實驗。又如，1952年前後，名古屋市立醫大的小兒科和細菌學教研室，以市立嬰兒院的嬰兒為對象進行過人體實驗等，這些僅僅是冰山的一角。這種全國性存在的人體實獫，很明顯和731部隊的幹部是有關聯的。
如果愛護患者，尊重生命，絕不會產生“把人的生命當作自己醫術素材”的想法。醫學者的使命感，應該建立在對患者的愛和尊重生命的基礎之上，任何醫學者都應以此為誌。然而，醫學的使命感不知何時被個人的求知欲、功名心和提高技術的欲望所代替，並且打著為了國家和醫學的旗幟來掩飾。
鬥爭的理念
不僅是731部隊，而且當時所有的日本人都高舉著“為了國家”這麵錦旗，究竟是為什麼呢？無數的士兵在戰場上臨死時，不喊母親的名字，卻高喊“天皇陛下萬歲！”在日本漫長的曆史中，在日本人的意識裏，天皇不僅高於骨肉親情之上，而且是日本國民價值體係中至高無上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