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要先學習完全的
獻身精神，這樣，或許其他人也就跟著一起學了。“我至今仍清楚記得，他
的這席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我們大家當時都不明白，為什麼赫爾茨
爾久久不能下決心放棄他在《新自由報》的職位。我們都以為是為了家庭的
緣故，但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他後來甚至為了自己的事業犧牲了私人財產，
不過，世界上的人隻是到了很晚很晚才知道這些情況。當時那一席談話，還
有他的許多日記都表明，陷於內心矛盾中的他，心情是多麼痛苦。
從那以後我曾見過他多次，不過，在所有的相遇之中隻有一次會麵是值
得回憶和難以忘懷的，也許因為那是最後一次見麵的緣故吧。我從國外回來
——我在國外時和維也納隻有通信聯係—有一天，我終於在市公園遇見了
他。他顯然是從編輯部來，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著，不再象從前那種
飛快的步伐。我禮貌地向他問了日安，想匆匆走過。但是他卻迅速向我迎來，
一邊伸出手，說道：“您為什麼老躲著我？
這根本不必要！“他說我能這樣經常到國外去很好。“這是我們唯一的
辦法！我所知道的一切也都是在國外學到的。一個人隻有到了國外才能自由
思考問題。我相信，我在這裏永遠不會有勇氣產生建立猶太國的構想。縱然
有這種設想，也早被他們毀於萌芽狀態之中。好在這種構想是從國外帶來的，
一切都在國外想好了，他們也就無可奈何了。“接著他懊喪地抱怨起維也納
來，他說他在本地受到的阻力最大，阻力並非來自國外。尤其是從東方，現
在又從美國，得到的都是促進力量，不過他對自己的事業已感到十分厭倦了。
他說：“總而言之，我的錯誤是動手太晚。維克托阿德勒在他鬥誌最旺盛
的年華—三十歲時就已成為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了，還不說曆史上的那些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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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您知道，我為失去的年華，為我未能早早從事自己的使命，思想上
是多麼痛苦。如果我現在的健康狀況就像我的意誌那樣堅強，那麼一切都好
說。可是逝去的年華是再也贖不回來的。“我陪他走了好長一段路，一直送
他到家門口，他站在門口，向我伸出手來，說道：“您為什麼從不到我這裏
來？您從未到家來看我。隻要您事先給我打個電話就行，我現在已抽得出時
間！“我答應以後來看望他，但我實際上是下定決心不實踐自己的諾言，因
為我愈是愛戴一個人，我就愈珍惜他的時間。
不過盡管如此，我還是到他那兒去過一回，那已是幾個月以後的事了。
當時他已病魔纏身，終於突然倒下，所以我到他那裏去，也隻能是為了陪他
上墳墓。那是七月裏的一天，凡是親身經曆過那一天情景的人都不會忘懷那
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因為突然之間到達維也納各車站的每一趟列車，不管白
天黑夜，都載有從世界各地來為他送葬的人。他們是來自西方和東方，來自
俄國和土耳其的猶太人；他們從各個省份和各個小城市湧到這裏，臉上還帶
著聞到噩耗而驚愕的神情。過去人們由於爭吵不休和流言蜚語未曾發現的
事，現在卻讓人們感到格外的清楚：此刻在這裏安葬的是一個偉大運動的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