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紙被拍成照
片，信件在郵途中不翼而飛，時髦俏麗的婦女們在旅館的大廳裏令人惡心地
向一個男人微笑，一些熱心得出奇的和平主義者—我們從未聽人說起過他
們—會突然登門拜訪，並請求在他們的聲明上簽名或者假惺惺地來素取那
①
些“可信賴的”朋友們的地址。有一個“社會黨人”請我給拉紹德封的工人
們作一次報告，報酬高得令人生疑，而工人們對此卻一無所知。真是處處得
小心提防。沒有多久，我終於發現，那些能夠看作絕對可靠的人是何其之少，
更由於我不願卷入政治，所以我的交往也就愈來愈有限。何況，即使在那些
可靠的人家裏，那種毫無結果的無休止的討論，以及那種激進主義者、自由
派人士、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和不問政治的人混雜一起的奇特
現象，也使我感到無聊；我在那裏第一次學會了如何去正確觀察一個典型的
職業革命家：他將永遠對與自己無關緊要的事情一味采取反對的態度，他覺
得這樣就會抬高自己的地位，他將死守教條，因為他自己沒有任何立足點。
所以，要是繼續留在那種喋喋不休的混亂環境裏，也就意味著會把自己的頭
腦搞亂，同流合汙，對自己信仰的道義力量失去信心。於是我和他們分道揚
鑣了。事實上，在咖啡館裏策劃謀反的人沒有一個敢真正造反，在那些臨時
湊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當真正需要政治的時候，卻沒有一個懂得搞政治。
好不容易到了開始戰後建設的時候—這當然應該得到肯定—可他們還是
抱著那種吹毛求疵、牢騷滿腹的否定態度，正如當年的反戰作家隻有很少幾
個人還能在戰後寫出一部重要作品一樣。一個使他們熱衷於搞創作、搞政治
和爭論不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戰爭一旦結束，反戰運動也隨之結束。由那
些令人注目、有才華的人所形成的整個反戰階層也就俏然煙消雲散了，每一
① 拉紹德封 （La Chaux de Fonds），瑞士西部汝拉山中一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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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團體當然也不複存在，因為他們是由於一時相同的處境，而不是由於共
同理想而組成的。
我在離蘇黎世約半小時路程的呂施利孔替自己找了一個恰當的地方——
一家小旅館，從呂施利孔的山丘上能眺望到整個蘇黎世湖，隻是顯得又小又
遠，還能望見城裏的塔樓。我在這裏隻需要會見我自己請來的真正朋友，他
們是羅曼羅蘭和馬塞雷爾。我能在這裏幹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無情消逝
的時間。美國的參戰，使所有那些被蒙住了眼睛和耳朵被本國的大話震聾了
的人頓時猛醒，感覺到德國的失敗不可避免；當德國的皇帝突然宣布說，從
現在起他要實施“民主”時，我們知道事態已非常嚴重。我坦白地承認，我
們奧地利人盡管和德國人語言和思想感情相通，但也變得不耐煩起來，巴不
得那已經變成不可避免的事快快到來。曾經發誓要戰鬥到最後一息的威廉皇
帝終於逃亡出國了。為了自己的“勝利和平”而葬送了千百萬人生命的魯登
道夫也戴上墨鏡偷偷溜到了瑞典。但那一天卻給我們帶來許多寬慰。因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