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一九二四
年至一九三三年，是歐洲相對平靜的時期每當我國憶起那十年，經常懷有一
番感激之情。因為我們那一代人在此之前遭受的災難實在太深重了，所以我
們把那相對的和平視為意外的禮物。我們所有的人都覺得，我們一定要在那
十年中，彌補一次大戰和戰後的艱難歲月從我們生活中奪走的幸福、自由與
精神財富；於是我們發憤工作，但卻帶著比較輕鬆的情緒；我們四處漫遊，
進行各種嚐試，我們重又發現了自己的歐洲、自己的世界。人們從來沒有象
在那十年裏似的進行那麼多的旅行—這是不是可以說，年輕人已忍耐不
住，急於要彌補他們在過去彼此隔絕的狀態中失去的東西？抑或這是一個隱
隱約約的預感：我們必須在再次遭到“禁錮”以前及時衝出狹窄的天地？
在那個時間裏，我也去過好多地方，隻不過那些旅行不能跟我青年時代
同日而語罷了。因為我現在在那些國家已不再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了，我到
處都有朋友、有我的出版人、有一大群讀者。我是作為我的書的作者去那些
國家的，我不再是從前那個隱姓埋名的獵奇者了。這給我帶來不少好處。我
可以更為有效地、更加廣泛地宣傳那個多年來已經成為我自己畢生奮鬥的理
想：爭取歐洲的精神統一。我本著這樣的思想在瑞士、荷蘭發表演說，用法
語在布魯塞爾的藝術官演講，用意大利語在那座具有十三世紀藝術風格的佛
羅倫薩的曆史性大廳裏—米開朗瓊羅和萊奧納多達芬奇曾在那裏就座
過—發表演講，用英語在美洲—從大西洋此岸到太平洋彼岸的講學途中
——發表演講。這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旅行；我現在到處都可以見到那些國
家的最優秀的人物，如同友人一般，而不必去尋找他們：但在我的青年時代
我對他們是不勝敬畏的，我從不敢給他們寫一行字的信，而如今他們都成了
我的朋友。我躋身於那些通常把陌生人傲慢地拒之門外的社會圈子，我可以
①
觀光聖日爾曼城區 的華麗建築和意大利的高級宅邸，我可以看到私人的珍
藏；我已不必站在公共圖書館的出納台旁有求於人，而是由圖書館館長親自
把庫藏的善本拿給我看。我可以在擁有百萬美元資產的古董商—如，費城
②
的羅森巴克博士—那裏作客，每當小收藏家們走過這些古董商的店鋪時，
總是目光羞澀。於是我第一次見識到了所謂“上層”世界以及這個世界的奢
華。而這一切無需我向別人請求，是它們自己送上門來的。然而，難道這樣
一來，我就見多識廣了嗎？不，我依然經常渴望我青年時代那種無人事先等
候的旅行，而且由於隻身行動，一切顯得更有魅力；所以我還不願放棄過去
那種舊的旅行方式，每當我去巴黎，我就盡量避免在到達的當天通知象羅
①
歇馬丹杜加爾 、儒勒羅曼、杜阿梅爾、馬塞雷爾這樣一些最好的朋友。
我要先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隨便溜達溜達，就象從前當學生時一樣。我重訪
原來的那些咖啡館和小飯館，讓自己口味過去的青年時代；倘若我想寫作，
① 指希特勒。
① 聖日爾曼城區 （FaubourgSt.Germain），巴黎的一個舊城區，是貴族居住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