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譬如說，如果我們所研究的是一位古代書家在曆史上的影響與地位問題，那就隻能采用曆史的眼光了。因為這原本就是個他在曆史上到底如何如何的問題，而不是在我們看來他應該如何如何的問題。否則，就會造成曆史的歪曲與混亂。舉個例子說，拿今天的眼光來衡量，王鐸的書法造詣遠在董其昌之上，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明末清初的書壇上，董其昌的曆史地位和影響卻令王鐸望塵莫及。因此，當我們論及董其昌與王鐸在當時的曆史地位和影響之類的問題時，也就隻能尊重曆史事實了。我們可以對這種曆史事實有這樣那樣的看法，但卻畢竟不能抹殺或者不承認它們是曆史事實。隻有這樣，才能保持曆史自身的相對客觀性、真實性與嚴肅性。
還譬如說，如果我們所研究的，是一位古代書家的藝術成就與應該享有的曆史地位問題，則就既需要采用今天的眼光，又需要采用曆史的眼光了。這是因為，評價一位書家的成就高低和應有地位，隻能以我們自己的審美感受與判斷為準繩。所以，前人以為好的，今天未必就同樣好；前人以為壞的，今天也未必就照樣壞。這就是某位哲人所指出的，每個時代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曆史。但這還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恐怕也不容忽視，這就是：評價一位書家的成就高低和應有地位，也不應不考慮他所處的那個曆史背景。藝術成就與曆史地位，既是一種美學價值，也是一種曆史價值。在這裏，美學價值，是藝術創造方麵的價值；曆史價值，是滿足曆史需求方麵的價值。評價一位書家，這兩個方麵，不可偏廢。拿趙孟頫來說，其風格特色主要是向魏晉書風的一種回歸，參照今天的眼光來看，顯得繼承有餘而創新不足，因此成就不是很高。但如人們所熟悉的，在當時那個書法傳統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壞的曆史背景之中，趙孟頫重新舉起魏晉傳統的旗幟，實在也是一種曆史需要或曰時代召喚的產物。因而要用曆史的眼光來檢視，這成就與地位也未必就不應該高。
這就是我們關於這兩種眼光問題的一些大致想法。其間還有一些錯綜複雜、耐人尋味的方麵，這裏即不充分展開。參照我們的這些想法來檢討一下我們當前的書法史研究領域，恐怕還是不難發現一些缺憾與不足的。其中頗為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以今為古”，亦即用今天的眼光取代了曆史的眼光，從而將今天的某種觀念和意識當作曆史了。譬如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書法史的大廈，是由碑學與帖學這兩大支柱支撐起來的。這恐怕不符合真正的曆史事實。我們知道，碑學之興，隻是清代中葉之後的事，此前雖也有大量的碑學書跡存在，但大多都默默無聞或沉埋地下，並沒有如帖學那樣的始終不斷地發揮其規範、定向作用，因而形成自己的源遠流長、綿亙不絕，且脈絡分明、有跡可尋的“史”。所以，視碑學為與帖學等量齊觀的一大支柱，實在是用今天的眼光看待碑學問題並將由此而獲得的思想觀念，想當然地推而廣之於整個書法史的結果。
又譬如說，不少人論及當代書法的繼承與創新問題時，總是習慣於根據曆史上曾經如何如何的史實，來論定今天也應該如何如何。不可否認，這種論述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但又不能最終解決實質問題。顯而易見，如果曆史上曾經如何如何我們今天便同樣如何如何，那豈不是在走曆史的老路？而真正的繼承與創新，隻能是前無古人！所以這些人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古為今”了，即把曆史的眼光當作了今天的眼光。如此等等，均是值得思考與探索的，這裏即不詳析。我們在此的主要目的，也隻是為了“提出”這一問題而已。
又譬如說，如果我們所研究的是一位古代書家在曆史上的影響與地位問題，那就隻能采用曆史的眼光了。因為這原本就是個他在曆史上到底如何如何的問題，而不是在我們看來他應該如何如何的問題。否則，就會造成曆史的歪曲與混亂。舉個例子說，拿今天的眼光來衡量，王鐸的書法造詣遠在董其昌之上，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明末清初的書壇上，董其昌的曆史地位和影響卻令王鐸望塵莫及。因此，當我們論及董其昌與王鐸在當時的曆史地位和影響之類的問題時，也就隻能尊重曆史事實了。我們可以對這種曆史事實有這樣那樣的看法，但卻畢竟不能抹殺或者不承認它們是曆史事實。隻有這樣，才能保持曆史自身的相對客觀性、真實性與嚴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