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是，金嶽霖一生都在圍著“太太客廳”轉，從未遠離過。老金之所以和梁家結緣，正是由於徐誌摩生前“搭橋”。費慰梅曾說過：“徐誌摩此時對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貢獻是引見了金嶽霖。”金嶽霖曾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學習商科。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和倫敦大學，學習政治學、哲學，最終成為了邏輯學家，曾創辦清華大學哲學係並擔任首任係主任。老金和梁林夫婦一見如故，很快就融入了“太太客廳”的體係裏。1932年，金嶽霖為了更方便參加沙龍，把自己的家也搬到北總布胡同，與梁家緊挨著，並在自家與梁家客廳相鄰的牆上開了一小扇門。從此，三人終身為友，金嶽霖則終身未娶。每逢林徽因和梁思成吵了架，金嶽霖總會第一時間趕來調停。
金嶽霖曾回憶說：“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了請了一個拉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期六碰頭會’吃的是咖啡冰激淩，喝的是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碰頭時，我們總要問問張奚若和陶孟和關於南京的情況，那也隻是南京方麵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對那個安排，我們的興趣也不大。我雖然是搞哲學的，但從來不談哲學，談得多的是建築和字畫，特別是山水畫。”“太太客廳”不僅吸引了金嶽霖這樣的鴻儒，還讓很多當時鮮為人知的年輕人得以在此與各路前輩麵對麵溝通。上世紀30年代是林徽因從事文學創作的高峰期，這時的她非常關注文藝界的動態，對於剛剛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有上升潛力的年輕人，林徽因一般會主動發出邀請，請他們來家中做客。當時，蕭乾是燕京大學一個低調的文藝青年，他曾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發表了自己的處女座《蠶》，林徽因對這篇小說很欣賞，當聽說作者是個在校大學生時，便主動聯係《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沈從文，讓其“搭線”邀請蕭乾到梁家喝茶。作為初出茅廬的年輕人，能夠有幸來到這樣一個沙龍平台，自然會獲得一些從未有過的感覺。在蕭乾的《才女林徽因》中，我們看到了他當時特別的心情，也看到了客廳主人常有的狀態：“我怯怯地隨著沈從文先生，跨進了總布胡同那間有名的太太的客廳，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林徽因，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是用感情寫作的，這很難得。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說起話來，別人幾乎插不了話。她的健談，絕不是那種結了婚的婦人的閑言碎語，而常是有學識、有見地，犀利敏捷地批評。別說沈（從文）先生和我，就連梁思成和金嶽霖也隻是坐在沙發上吧嗒著煙鬥，連連點頭稱賞。”有一次，沈從文在熊希齡家偶然遇到一個叫高青子的美麗女孩，雙方相互交談中，都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一個月後，他們又見麵了，高青子不僅讀了沈從文的小說，而且還相當熟悉小說中的細節，特意穿了小說裏寫到的“綠地小黃花淺綢子夾衫，衣角袖口緣了一點紫”。以著裝傳情，令沈從文不能不動心。
後來，沈從文將自己的婚外戀告訴了妻子張兆和。張兆和一氣之下回了娘家，把他丟在北平。焦急萬分又束手無策的沈從文幾乎是哭著趕到梁家，找到善解人意的兄嫂，當起自己的“心理谘詢師”。而對梁思成與林徽因來說，義務給朋友當調解員早已成了家常便飯。
林徽因在給費正清夫婦的信中說：“沈從文這個安靜、善解人意、多情又堅毅的人，一位小說家，又是如此一個天才，他使自己陷入了一種情感糾葛，像任何一個初出茅廬的小青年一樣，對這種事情陷入絕望。他的詩人氣質造了他的反，使他對生活和其中的衝突不知所措。這使我想起了雪萊，也回想起誌摩與他世俗苦痛的拚搏。可我又禁不住覺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麼的迷人和討人喜歡。而我坐在那裏，又老又疲憊地跟他談，罵他、勸他，和他討論生活及其曲折，人類的天性，其動人之處和其中的悲劇，理想和現實。”後來，沈從文與張兆和的感情之路雖然磕磕碰碰，但兩人再也沒有產生過拋棄對方的念頭。
當然，這個時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隻是像蕭乾這樣青澀的文學青年。有一些在文學創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別是接受過西方思想影響的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裏，還對她的做派加以嘲諷挖苦。當年與林徽因過從甚密的作家李健吾對林徽因的為人作過這樣的描述：“絕頂聰明，又是一副赤熱的心腸，口快，性子直，好強，幾乎婦女全把她當做仇敵。”為此，李健吾還加以舉例說明：“我記起她（林徽因）親口講起一個得意的趣事。冰心寫了一篇小說《太太的客廳》諷刺她，因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幹朋友以她為中心談論時代應有種種現象和問題。她恰好由山西調查廟宇回到北平，帶了一壇又陳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給冰心吃用。”對於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結論是：關於林徽因與冰心之間的關係，“她們是朋友，同時又是仇敵”。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則是“她（林）缺乏婦女的幽嫻的品德。她對於任何問題（都）感到興趣，特別是文學和藝術，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長富貴，命運坎坷，修養讓她把熱情藏在裏麵，熱情卻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辯論——因為她熱愛真理，但是孤獨、寂寞、抑鬱，永遠用詩句表達她的哀愁。”李健吾提出冰心是林徽因的“仇敵”，頗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冰心確實寫過一篇具有諷刺意味、叫做《我們太太的客廳》的文章。此文寫畢於1933年10月17日夜，其後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連載。這一年的10月，林徽因與梁思成、劉敦楨、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調查研究古建築及雲岡石窟，剛剛回到北平。從時間上看，李健吾的記載似有一定的根據，送醋之事應該有現實生活中的原型。冰心的這篇文章，的確刺痛了林徽因的自尊心。按冰心小說中的描述：“我們的太太是當時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歲時候尤其嫩豔……我們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擺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瑣，是市俗。誰能看見我們的太太不歎一口驚慕的氣，誰又能看見我們的先生，不抽一口厭煩的氣？”“我們的太太自己雖是個女性，卻並不喜歡女人。她覺得中國的女人特別的守舊，特別的瑣碎，特別的小方。”又說：在我們太太那“軟豔”的客廳裏，除了玉樹臨風的太太，還有一個被改為英文名字的中國傭人和女兒彬彬，另外則雲集著科學家陶先生、哲學教授、文學教授，一個“所謂藝術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國女人，還有一位“白袷臨風，天然瘦削”的詩人。此詩人“頭發光溜溜的兩邊平分著，白淨的臉，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態度瀟灑，顧盼含情，是天生的一個‘女人的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