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年間朝廷的政局，並未有大的改觀，一幫國家老臣，大都退居二線，各忙各的，潛心於世外，冷落於功名，誰都不談國事，盡是將歲月付與詩書和美酒，消耗生命最後的光與熱。
而眼下實際當權的，卻盡是一班政客，彼此間因人事爭奪而內耗不斷，權力更迭猶如走馬燈般飛快。
元豐五年（1082）四月，朝廷實行新官製，任命蔡確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王珪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組成新的權力中心，其中，又以蔡確的權力最高。值得一說的倒是章惇，此君是蘇軾在陝西時的同僚，二人也算關係不錯的朋友，隻是兩人的政治態度各異，蘇軾是保守派的代言人，章惇則是王安石變法的徹底支持者。
蔡確係由王安石推薦而展開其輝煌仕途，但他是個投機式人物，他曾以堅定的態度支持王安石變法，後又因王安石失勢而落井下石。而當他成為新權力的中心時，他對保守派又持打擊的態度。
蔡確和王珪，當然都不會主張重新起用蘇軾。除了神宗皇帝對蘇軾尚有些許惦念之外，恐怕朝中當權者大都記不起蘇軾是何方神聖了。
這大約是蘇軾最不知道應該如何進退的時候。
重新被起用的可能性看起來仍然很小，但餘生待在黃州也未必符合他長遠的規劃；蘇軾人在江湖，已漸漸適應了黃州的生活，但此心卻一直放不下家國。
這樣的狀態，確實讓他有點遊離。他所能做的，就是活在當下，被動地等待。盡管有些朋友來信，讓他活動活動，但他還是猶豫難決，便決定觀望一下，而後再做打算。
現在有一件事，令蘇軾無比牽腸掛肚，便是緊靠黃州的鄂州嶽州一帶，有“溺嬰”的風俗，蘇軾偶然從朋友那兒聽到，一時寢食難安。
在鄂嶽一帶，普通人家由於經濟能力的限製，最多隻能撫養二男一女。當時沒有節育的方法，超出撫養能力的人家，一俟新生兒出生時，便將其浸入冰冷的水中，將其溺死，許多小生命剛剛來到世間，尚未睜開眼睛看世界，便被狠心的父母所殺害，一命嗚呼。
又因為重男輕女的傳統，女嬰被溺死的比例，遠遠高於男嬰，長年累積下的惡果，便是當地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
蘇軾聽聞這件事後，心裏十分難過，立即寫信給朋友鄂州知州朱壽昌，希望由他出麵，運用官府之力來革除這鄙陋的惡習。蘇軾認為，嶽鄂一帶之所以溺嬰成風，首先是人們法律意識淡薄，官府應該大力普及法律知識，對屢禁不止者訴諸法律，嚴懲不貸；其次，對於無力撫養嬰兒的家庭，應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合理的救濟。
他向來有悲天憫人的情懷，雖身不在其位，仍然盡力為之。
除了給朱知州寫信之外，蘇軾還積極地踐行自己的主張，想方設法救嬰兒。在他的提議下，由好友古耕道出麵主持（因是犯官，蘇軾不方便自己出麵），在黃州組織了一個叫“育兒會”的慈善項目，向本地富戶勸募錢米，每年每戶定出錢十千，買米、布、絹、絮，訪問貧家力不能自養者，予以實物救濟，奉勸他們不要溺嬰，留住親生的骨肉。古耕道在本地人脈廣泛，訪問及勸捐的工作由他來做，安國寺的住持繼連，則負責管理財務，以顯示“育兒會”的公信力。
作為“育兒會”幕後的發起人，蘇軾做了積極的表率，他慷慨解囊，從本已微薄的家庭積蓄中，拿出一部分捐給育兒會。
他的理由是：“若歲活得百個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況是百個小兒。這件事也令他有莫大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