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裙帶主義與資本控製：來自馬來西亞的經驗證據》一文中，Johnson和Mitton給出了政治關聯企業（politically ected firm）的定義。他們把企業的高管或主要股東與馬來西亞的政府要員（主要是總理馬哈蒂爾、副總理安瓦爾、財政部長戴姆）有密切關係的企業定義為政治關聯企業。顯然，在Johnson和Mitton看來，政治關係就是企業與政府政要之間的密切關係。
2.狹義的企業政治關係
從Fisman、Johnson和Mitton對印尼和馬來西亞兩個國家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們關於政治關係的理解基本上是相同：政治關係是指基於私人關係而形成的企業與關鍵政治人物或政府政要之間的密切關係，我們稱之為狹義的“政治關係”。對於政治關係，他們在以下幾個方麵有相似的看法：
第一，他們把政治人物與企業高層或大股東之間的私人關係視為企業政治關係的基礎。Fisman把蘇哈托總統子女和重要政治盟友的企業視為政治關聯企業，前者與蘇哈托之間具有血緣關係，而後者大都與蘇哈托有非常好的私人關係，比如Salim集團的創始人林紹良在蘇哈托執政之前就與其相識並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這種良好的私人關係形成了政治關係的基礎Salim集團的創始人林紹良（Liem Sioe Liong）1937年從中國福建移民到印度尼西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盡管日本占領軍禁止印尼不同城市間的貿易，但林紹良卻在印尼不同城市之間進行貿易活動。林紹良在印尼獨立後首任總統蘇加諾執政期間認識了當時的軍官蘇哈托，盡管蘇加諾總統對發展私營經濟並不熱衷，但林紹良仍舊展示了其經營才能，並被蘇哈托所賞識。在蘇哈托執政後，為了保證政權的合法性和政治的穩定性，作為印尼軍政領導人蘇哈托積極推動進口替代產業政策以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而林紹良本人的經營能力和其領導的Salim集團主要服務印尼本國市場的戰略，使得蘇哈托與林紹良及其Salim集團之間形成了聯盟。蘇哈托政府依托Salim集團成功地實施了進口替代戰略，促進了本國經濟的發展。而基於與蘇哈托政府良好的關係，Salim集團的多元化觸角延伸到印尼所有重要產業，實現了自身的快速發展。
而在Johnson等的研究中，他們強調在馬來西亞，政治關聯企業與政府政要之間密切關係的建立完全源於偶然形成的私人關係（比如同學關係等），而非源於企業其他的因素。由此可見，在東南亞國家，私人關係是形成政治關係的基礎。
第二，政治關係具有顯著的經濟價值。Fisman、Johnson和Mitton提供的證據都表明，政治關係能夠提升關聯企業的價值，但Fisman並未說明印尼的關聯企業是如何從政治關係中受益，而Johnson和Mitton則指出了馬來西亞的政治關聯企業受益的途徑：其一，政治人物要求馬來西亞大型國有企業出資救助陷入困境的關聯企業；其二，許多政治關聯企業直接受益於與政府的優惠交易；其三，金融危機後政府主導金融機構重組使關聯企業受益。
在《裙帶主義與資本控製：來自馬來西亞的經驗證據》一文中，Johnson和Mitton給出了政治關聯企業（politically ected firm）的定義。他們把企業的高管或主要股東與馬來西亞的政府要員（主要是總理馬哈蒂爾、副總理安瓦爾、財政部長戴姆）有密切關係的企業定義為政治關聯企業。顯然，在Johnson和Mitton看來，政治關係就是企業與政府政要之間的密切關係。
2.狹義的企業政治關係
從Fisman、Johnson和Mitton對印尼和馬來西亞兩個國家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們關於政治關係的理解基本上是相同：政治關係是指基於私人關係而形成的企業與關鍵政治人物或政府政要之間的密切關係，我們稱之為狹義的“政治關係”。對於政治關係，他們在以下幾個方麵有相似的看法：
第一，他們把政治人物與企業高層或大股東之間的私人關係視為企業政治關係的基礎。Fisman把蘇哈托總統子女和重要政治盟友的企業視為政治關聯企業，前者與蘇哈托之間具有血緣關係，而後者大都與蘇哈托有非常好的私人關係，比如Salim集團的創始人林紹良在蘇哈托執政之前就與其相識並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這種良好的私人關係形成了政治關係的基礎Salim集團的創始人林紹良（Liem Sioe Liong）1937年從中國福建移民到印度尼西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盡管日本占領軍禁止印尼不同城市間的貿易，但林紹良卻在印尼不同城市之間進行貿易活動。林紹良在印尼獨立後首任總統蘇加諾執政期間認識了當時的軍官蘇哈托，盡管蘇加諾總統對發展私營經濟並不熱衷，但林紹良仍舊展示了其經營才能，並被蘇哈托所賞識。在蘇哈托執政後，為了保證政權的合法性和政治的穩定性，作為印尼軍政領導人蘇哈托積極推動進口替代產業政策以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而林紹良本人的經營能力和其領導的Salim集團主要服務印尼本國市場的戰略，使得蘇哈托與林紹良及其Salim集團之間形成了聯盟。蘇哈托政府依托Salim集團成功地實施了進口替代戰略，促進了本國經濟的發展。而基於與蘇哈托政府良好的關係，Salim集團的多元化觸角延伸到印尼所有重要產業，實現了自身的快速發展。
而在Johnson等的研究中，他們強調在馬來西亞，政治關聯企業與政府政要之間密切關係的建立完全源於偶然形成的私人關係（比如同學關係等），而非源於企業其他的因素。由此可見，在東南亞國家，私人關係是形成政治關係的基礎。
第二，政治關係具有顯著的經濟價值。Fisman、Johnson和Mitton提供的證據都表明，政治關係能夠提升關聯企業的價值，但Fisman並未說明印尼的關聯企業是如何從政治關係中受益，而Johnson和Mitton則指出了馬來西亞的政治關聯企業受益的途徑：其一，政治人物要求馬來西亞大型國有企業出資救助陷入困境的關聯企業；其二，許多政治關聯企業直接受益於與政府的優惠交易；其三，金融危機後政府主導金融機構重組使關聯企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