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使得地方政府更加關注自身利益，這對產權保護帶來如下的負麵影響：地方政府沒有動力去維護其他地區企業的權益，甚至會支持本地企業或個人去侵害。比如，我國假冒商品、盜版事件屢禁不絕就與地方政府減少執法投入有關。由此可見，在中國轉軌過程中，盡管民營企業的產權獲得了憲法層麵的法律保護，但麵臨著地方政府“掠奪之手”的威脅，在法律層麵上實施保護仍舊是不充分的。
綜上，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民營企業產權麵臨著來自地方政府的威脅，而如何采用必要手段減少來自地方政府對企業產權的侵害行為成為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需要考慮的問題。由於對民營企業的產權威脅與地方政府行為密切相關，因而民營企業有動機建立政治關係，形成與地方政府良好關係，保護自身產權。
2.生產要素約束與民營企業對政治關係的需求
中國經濟轉軌過程是一個市場體係逐步形成與完善的過程，但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存在顯著差異。相對於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而言，生產要素（包括人力資本、土地、資金）市場的發育程度要嚴重滯後，生產要素的配置更依賴於政府的行政權力而非市場價格機製。而轉軌早期存在的所有製歧視更嚴重製約了民營企業獲取發展中必需的生產要素。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融資難就是其中的典型。
一般而言，企業的融資來源可以劃分為內源性融資和外源性融資，其中外源性融資包括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在中國轉軌過程中，外部環境製約了民營企業獲取外源性融資。
在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金融體係是以國有大銀行為主導的間接金融體係，國有銀行主要以大中型國有企業為服務對象，這種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係所產生的所有製歧視限製了民營企業從國有銀行體係中獲取債務融資的能力和規模。
而在股權融資方麵，向國有企業傾斜的股票發行製度限製了民營企業通過股票市場獲取股權融資的能力。股票發行市場具有較大的波動性，不同年份之間的融資額相差巨大；在2009年前，我國股票首次公開發行市場籌資有兩個融資高峰期，分別為1997-1999年和2006-2008年。
然而在上述兩個股票發行高峰中，國有企業是股票發行融資的主體。中國證監會1996年頒布的《關於股票發行工作若幹規定的通知》明確指出股票發行額度重點支持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導致在1997-2000年的股票發行融資高峰中，股票發行人絕大部分是國有改製企業。而在2006-2008年的股票發行高峰中，股票發行對象是以大型中央企業為主，比如中國工商銀行、中石油、中國銀行等，民營企業在總體融資額中所占比重不高。
而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使得地方政府更加關注自身利益，這對產權保護帶來如下的負麵影響：地方政府沒有動力去維護其他地區企業的權益，甚至會支持本地企業或個人去侵害。比如，我國假冒商品、盜版事件屢禁不絕就與地方政府減少執法投入有關。由此可見，在中國轉軌過程中，盡管民營企業的產權獲得了憲法層麵的法律保護，但麵臨著地方政府“掠奪之手”的威脅，在法律層麵上實施保護仍舊是不充分的。
綜上，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民營企業產權麵臨著來自地方政府的威脅，而如何采用必要手段減少來自地方政府對企業產權的侵害行為成為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需要考慮的問題。由於對民營企業的產權威脅與地方政府行為密切相關，因而民營企業有動機建立政治關係，形成與地方政府良好關係，保護自身產權。
2.生產要素約束與民營企業對政治關係的需求
中國經濟轉軌過程是一個市場體係逐步形成與完善的過程，但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存在顯著差異。相對於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而言，生產要素（包括人力資本、土地、資金）市場的發育程度要嚴重滯後，生產要素的配置更依賴於政府的行政權力而非市場價格機製。而轉軌早期存在的所有製歧視更嚴重製約了民營企業獲取發展中必需的生產要素。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融資難就是其中的典型。
一般而言，企業的融資來源可以劃分為內源性融資和外源性融資，其中外源性融資包括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在中國轉軌過程中，外部環境製約了民營企業獲取外源性融資。
在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金融體係是以國有大銀行為主導的間接金融體係，國有銀行主要以大中型國有企業為服務對象，這種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係所產生的所有製歧視限製了民營企業從國有銀行體係中獲取債務融資的能力和規模。
而在股權融資方麵，向國有企業傾斜的股票發行製度限製了民營企業通過股票市場獲取股權融資的能力。股票發行市場具有較大的波動性，不同年份之間的融資額相差巨大；在2009年前，我國股票首次公開發行市場籌資有兩個融資高峰期，分別為1997-1999年和2006-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