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企業在很多方麵對政府具有很強的依賴性。首先，企業對政府提供的市場基礎性製度的依賴性。產權保護和履約保證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性製度，充分的產權保護和有效的合約履行製度及其實施機製將大大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擴大市場範圍，促進企業的成長。而產權保護與履約保證與政府的行為密切相關。盡管存在著產權保護和合約履行的替代機製，但作為市場經濟的“守夜人”，政府能否或是否願意提供上述公共產品直接影響企業競爭的市場環境。其次，企業對政府作為監管者的依賴。政府是許多行業的監管者和產業政策的製定者，它的行為和政策直接影響企業的競爭環境。比如，政府的行業準入管製政策將直接決定產業的進入壁壘，從而影響企業所處行業的競爭程度；而政府的環保政策改變將影響企業成本，從而對企業的競爭力產生直接影響。因而政府監管政策的改變勢必給企業經營帶來重大風險。再次，企業對政府作為企業產品需求者的依賴。隨著政府規模的擴大和提供公共物品範圍的增加，政府采購需求的範圍和數量不斷擴大。企業的產品能否納入政府的采購計劃將影響企業產品的市場範圍和企業的績效。最後，企業對政府作為稅收征管者的依賴。政府的稅收征管政策直接影響企業的利潤，政府稅收政策的改變將影響企業的競爭力。這要求企業必須對上述依賴性做出反應。
而且隨著企業外部環境的變化，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呈現動態上升趨勢。Weidenbaum根據美國20世紀70年代政府監管部門不斷擴大的監管範圍，提出了“企業管理二次革命”的論斷。Weidenbaum認為，如果說所有權與控製權分離的第一次革命導致企業決策權從所有者向管理者轉移，那麼隨著政府監管範圍擴大的第二次革命意味著，企業部分重要決策權從管理層向政府監管部門轉移，企業必須采取措施應對上述外部政府環境的變化。
正是由於企業的經營和競爭環境對政府政策法規的依賴性，政府及其公共政策成為企業經營不確定性和風險的重要來源。根據資源依賴理論，企業對外部環境或組織的依賴往往是企業經營風險或不確定性的來源，並且對資源的依賴性越大，企業的風險越大。為了降低上述依賴性風險，企業需要與所依賴的外部組織或環境建立聯係，以緩衝外部環境對企業的衝擊。而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導致企業通過實施政治行為和政治戰略來管理上述依賴性對企業的影響，企業政治行為和政治戰略的目的或動機在於通過影響政府公共政策來實現企業在經濟上的持續生存和成功。正如Boddewyn和Brewer指出，對於企業而言，政治行為本身並非目的所在，它是企業實現戰略目標的手段。
毫無疑問，企業在很多方麵對政府具有很強的依賴性。首先，企業對政府提供的市場基礎性製度的依賴性。產權保護和履約保證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性製度，充分的產權保護和有效的合約履行製度及其實施機製將大大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擴大市場範圍，促進企業的成長。而產權保護與履約保證與政府的行為密切相關。盡管存在著產權保護和合約履行的替代機製，但作為市場經濟的“守夜人”，政府能否或是否願意提供上述公共產品直接影響企業競爭的市場環境。其次，企業對政府作為監管者的依賴。政府是許多行業的監管者和產業政策的製定者，它的行為和政策直接影響企業的競爭環境。比如，政府的行業準入管製政策將直接決定產業的進入壁壘，從而影響企業所處行業的競爭程度；而政府的環保政策改變將影響企業成本，從而對企業的競爭力產生直接影響。因而政府監管政策的改變勢必給企業經營帶來重大風險。再次，企業對政府作為企業產品需求者的依賴。隨著政府規模的擴大和提供公共物品範圍的增加，政府采購需求的範圍和數量不斷擴大。企業的產品能否納入政府的采購計劃將影響企業產品的市場範圍和企業的績效。最後，企業對政府作為稅收征管者的依賴。政府的稅收征管政策直接影響企業的利潤，政府稅收政策的改變將影響企業的競爭力。這要求企業必須對上述依賴性做出反應。
而且隨著企業外部環境的變化，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呈現動態上升趨勢。Weidenbaum根據美國20世紀70年代政府監管部門不斷擴大的監管範圍，提出了“企業管理二次革命”的論斷。Weidenbaum認為，如果說所有權與控製權分離的第一次革命導致企業決策權從所有者向管理者轉移，那麼隨著政府監管範圍擴大的第二次革命意味著，企業部分重要決策權從管理層向政府監管部門轉移，企業必須采取措施應對上述外部政府環境的變化。
正是由於企業的經營和競爭環境對政府政策法規的依賴性，政府及其公共政策成為企業經營不確定性和風險的重要來源。根據資源依賴理論，企業對外部環境或組織的依賴往往是企業經營風險或不確定性的來源，並且對資源的依賴性越大，企業的風險越大。為了降低上述依賴性風險，企業需要與所依賴的外部組織或環境建立聯係，以緩衝外部環境對企業的衝擊。而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導致企業通過實施政治行為和政治戰略來管理上述依賴性對企業的影響，企業政治行為和政治戰略的目的或動機在於通過影響政府公共政策來實現企業在經濟上的持續生存和成功。正如Boddewyn和Brewer指出，對於企業而言，政治行為本身並非目的所在，它是企業實現戰略目標的手段。
顯然，資源依賴理論更多強調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是企業麵臨的威脅，企業政治行為的目的在於降低上述威脅，然而Oliver和Holzinger認為政府的監管對企業不僅僅意味著威脅，同時也蘊含著機遇，企業的政治行為亦有助於企業抓住機遇。
二、企業政治行為參與的影響因素（Who）
盡管企業的經營都受政府的影響，但不同企業的政治行為水平存在較大差異，那麼什麼因素決定不同企業政治行為的差異是企業政治行為和政治戰略研究領域關注的另一問題。相關研究文獻表明，企業政治行為的決定因素是非常複雜的，諸如行業屬性、公司特征、製度環境、政治市場的吸引力等都會影響企業實施政治行為的程度和方式，但總體上企業政治行為的影響因素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行業層麵的影響因素、企業層麵的影響因素、環境（非市場環境）方麵的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