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至南北朝時期

東漢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漢至南北朝時期為佛教的傳入與擴展時期。這一曆史時期,以佛經翻譯、解說、介紹為主,譯文主要是禪經和《般若經》。

漢至三國,佛教教派主要有兩個,一是以安世高(公元2世紀)為代表的小乘禪學;一是以支懺(公元2世紀)、支謙(公元3世紀)為代表的大乘般若學。

魏晉時期,佛教般若學受到門閥士族歡迎,同玄學關係密切。至南北朝時,佛教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廣泛傳布全國。“涅槃佛

性”成為甫北朝時期佛教理論的中心問題。闡發佛性學說的著名代表人物是道生(公元434年卒),其學說主要是涅槃佛性說和頓悟成佛說。

佛陀的說教最初是口傳的,為了便於記憶,開始采用了偈、頌的形式。早期佛教音樂是以唄讚和轉讀為代表的。唄讚用於佛經偈頌部分的唱誦;轉讀用於佛經散文部分的詠誦。唄讚亦稱梵唄,該詞來自印度,據梁高僧慧皎於天監十八年(公元519年)所著《高僧傳?經師論》(卷十三)所載:“然天竺方俗,凡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讚則號為梵音。昔諸天讚唄皆以韻人管弦。”早期佛教的傳人,雖然佛經的唱誦儀製已被漢地僧侶接受,但印度唄讚音樂的傳人卻有障礙。慧皎《高僧傳?經師篇總論》中又言:“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上文所載,可知當時經過漢譯的經文,因為不能與原來的音樂吻合而妨礙了印度佛樂的傳播。《高僧傳?經師論》又載:“其浙左、江西、荊、陝、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說明在印度唄讚沒有係統傳入中國之時,各地僧侶是采用當地民歌曲調來唱誦佛經的。

東晉之初,佛教勢力始盛,由於佛教的推廣,亦促使了佛教音樂的發展。中國佛教唱誦音樂梵唄的創立,傳為陳思王曹植(公元192—232年)為始祖。在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十二)中,《法苑雜緣原始集》、《經唄導師集》的目錄裏,已有《陳思王感魚山梵聲製觀記》的標題(注3)。陳思王曹植於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遊覽魚山(在今山東省東阿縣),聞岩洞內傳有梵音歌唱,便擬寫音調並依《太子瑞應本起經》的內容編撰唱詞填人曲調,後被稱為“魚山梵唄”。慧皎《高僧傳?經師論》中有載:“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天樂神)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

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注4)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蘭千有餘7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龠亦雲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唐《法苑珠林》(卷三十六)中亦載:“魏時陳思王曹植……世間藝術無不畢善。……嚐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禦皆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摹其聲節,寫為梵唄,撰文製音,傳為後代,梵聲顯世,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有六契。”

(一)漢至南北朝時期

東漢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漢至南北朝時期為佛教的傳入與擴展時期。這一曆史時期,以佛經翻譯、解說、介紹為主,譯文主要是禪經和《般若經》。

漢至三國,佛教教派主要有兩個,一是以安世高(公元2世紀)為代表的小乘禪學;一是以支懺(公元2世紀)、支謙(公元3世紀)為代表的大乘般若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