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為差異
這是從“行為”的角度對“社會心理”的分類。雖然行為方式離不開人所生活的國度的曆史積澱和體製環境，但對行為起直接和經常決定作用的還是心理因素和機理。“上麵千根線，下麵一根針”。現實和曆史的無數因素和機理都在“心理”這根針上發生作用，再通過“心理”發生作用。特別是類似中國這樣的具有悠久文字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國度，給人們的個體心理、群體心理和社會心理鋪設了層層疊疊的文化記憶。它使得現實的硬件環境和軟件氛圍變得異常複雜。它又導致了人們心理特別是社會心理的複雜。由此又曆練出了中國人特殊的聰明才智：一種既善於自我保護，又注重人際關係，還具有靈活通融、富於遠見和講求戰略戰術的心理能力。這又形成了一種從整體上看情感細膩、心理曲折、感覺敏感、做事粗糙、遇事粗放、講究哥兒們義氣的心理狀態。尤其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化狀況的左右搖擺和跌宕起伏，致使人們具有了更多的提防心和預防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就是很好的例證。這種狀態又與長期生活在萬世一係、少有戰亂、較為和平的環境中的日本人心理有很大的不同。天皇製度已持續125代。那麼長時間的不曾改朝換代，給日本人民一種穩定的社會心理狀態和態勢。150多年前的明治維新，為日本的近代化打下了思想和理論基礎，日本逐步建設成為法製國家，隨之而來的是非常重視法製和公德教育。這便使日本人養成了恪守法規的習慣。守法是好，但日本人很怕出格，他人意識強烈，唯恐給人添麻煩。這些也緣於日本的“恥文化”，即若令他人討厭而自感可恥。較之中國人的靈活融通，日本人凸顯出循規蹈矩，有時甚至到了缺乏靈活的刻板程度。還有，一種穩定的製度設計的實施，如西方國家有規律的四年或五年一次國家首腦和政府首腦選舉，也給人一種穩定的心理運行機理及狀態預期。
但隨著21世紀的到來，隨著世界格局和政治局勢的變化，西方社會的整體態勢正在發生變化，其標誌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911事件”的轟然倒塌、2003年世通公司（World）以及之前的安然公司一直以來，安然身上都籠罩著一層層的金色光環：作為世界最大的能源交易商，安然在2000年的總收入高達1010億美元，名列《財富》雜誌“美國500強”的第七名；掌控著美國20％的電能和天然氣交易，是華爾街競相追捧的寵兒；安然股票是所有的證券評級機構都強力推薦的績優股，股價高達70多美元並且仍然呈上升之勢。直到2001年破產前，公司營運業務覆蓋全球40個國家和地區，共有雇員2.1萬人，資產額高達620億美元；安然一直鼓吹自己是“全球領先企業”，業務包括能源批發與零售、寬帶、能源運輸以及金融交易。的破產嚴重“破壞了美國人民對自由企業的信心”、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2008年之後的幾乎涉及全歐洲的債務危機、日本長達20餘年的經濟不景氣狀態，等等。特別是一些國家的政府首相或內閣走馬燈一樣地改換更迭，給人的“社會心理”就是一種不確定和不穩定的整體感覺。於是，人們的社會行為就很容易普遍走形和走樣。很多以往聞所未聞的惡性事件都在陸續發生，如槍擊案，等等。這要求，不僅要注意行為背後的“社會心理”的機理和狀態問題，而且還要注意個體的“社會心理”與社會的“社會心理”之間的互動問題。有研究認為，當國家強盛的時候，無論怎麼難聽的話，統治者都願意聽和都能夠聽；而當國家處於衰退的時候，統治者就隻能聽好話好言了。如唐太宗在年輕的時候就聽取了張玄素反對修建乾元殿的意見，而在其老年時就特別喜歡聽悅耳的假話。由此得出結論，應該在行為上把靈活融通的中國人與循規蹈矩的日本人兼容起來，形成一個互相學習和互補優缺的局勢，就會形成一種嶄新的“社會心理”運行態勢。
（二）行為差異
這是從“行為”的角度對“社會心理”的分類。雖然行為方式離不開人所生活的國度的曆史積澱和體製環境，但對行為起直接和經常決定作用的還是心理因素和機理。“上麵千根線，下麵一根針”。現實和曆史的無數因素和機理都在“心理”這根針上發生作用，再通過“心理”發生作用。特別是類似中國這樣的具有悠久文字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國度，給人們的個體心理、群體心理和社會心理鋪設了層層疊疊的文化記憶。它使得現實的硬件環境和軟件氛圍變得異常複雜。它又導致了人們心理特別是社會心理的複雜。由此又曆練出了中國人特殊的聰明才智：一種既善於自我保護，又注重人際關係，還具有靈活通融、富於遠見和講求戰略戰術的心理能力。這又形成了一種從整體上看情感細膩、心理曲折、感覺敏感、做事粗糙、遇事粗放、講究哥兒們義氣的心理狀態。尤其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化狀況的左右搖擺和跌宕起伏，致使人們具有了更多的提防心和預防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就是很好的例證。這種狀態又與長期生活在萬世一係、少有戰亂、較為和平的環境中的日本人心理有很大的不同。天皇製度已持續125代。那麼長時間的不曾改朝換代，給日本人民一種穩定的社會心理狀態和態勢。150多年前的明治維新，為日本的近代化打下了思想和理論基礎，日本逐步建設成為法製國家，隨之而來的是非常重視法製和公德教育。這便使日本人養成了恪守法規的習慣。守法是好，但日本人很怕出格，他人意識強烈，唯恐給人添麻煩。這些也緣於日本的“恥文化”，即若令他人討厭而自感可恥。較之中國人的靈活融通，日本人凸顯出循規蹈矩，有時甚至到了缺乏靈活的刻板程度。還有，一種穩定的製度設計的實施，如西方國家有規律的四年或五年一次國家首腦和政府首腦選舉，也給人一種穩定的心理運行機理及狀態預期。
但隨著21世紀的到來，隨著世界格局和政治局勢的變化，西方社會的整體態勢正在發生變化，其標誌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911事件”的轟然倒塌、2003年世通公司（World）以及之前的安然公司一直以來，安然身上都籠罩著一層層的金色光環：作為世界最大的能源交易商，安然在2000年的總收入高達1010億美元，名列《財富》雜誌“美國500強”的第七名；掌控著美國20％的電能和天然氣交易，是華爾街競相追捧的寵兒；安然股票是所有的證券評級機構都強力推薦的績優股，股價高達70多美元並且仍然呈上升之勢。直到2001年破產前，公司營運業務覆蓋全球40個國家和地區，共有雇員2.1萬人，資產額高達620億美元；安然一直鼓吹自己是“全球領先企業”，業務包括能源批發與零售、寬帶、能源運輸以及金融交易。的破產嚴重“破壞了美國人民對自由企業的信心”、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2008年之後的幾乎涉及全歐洲的債務危機、日本長達20餘年的經濟不景氣狀態，等等。特別是一些國家的政府首相或內閣走馬燈一樣地改換更迭，給人的“社會心理”就是一種不確定和不穩定的整體感覺。於是，人們的社會行為就很容易普遍走形和走樣。很多以往聞所未聞的惡性事件都在陸續發生，如槍擊案，等等。這要求，不僅要注意行為背後的“社會心理”的機理和狀態問題，而且還要注意個體的“社會心理”與社會的“社會心理”之間的互動問題。有研究認為，當國家強盛的時候，無論怎麼難聽的話，統治者都願意聽和都能夠聽；而當國家處於衰退的時候，統治者就隻能聽好話好言了。如唐太宗在年輕的時候就聽取了張玄素反對修建乾元殿的意見，而在其老年時就特別喜歡聽悅耳的假話。由此得出結論，應該在行為上把靈活融通的中國人與循規蹈矩的日本人兼容起來，形成一個互相學習和互補優缺的局勢，就會形成一種嶄新的“社會心理”運行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