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口流動化
這是由人口流動引起的“穩定性”不足的“社會心理”問題。我國的流動人口已經達到2.11億,其中78%為農業人口。這些人的“社會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麵是“心在家裏”,另一方麵卻是“夢在城裏”。而他們卻一直在這“一端是不斷膨脹、屢現困局的城市,一端則是在消失於重生之間博弈前行的鄉村”的兩個極端之間聯結、徘徊或串動著。特別是作為首都的北京,隨著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不斷加強;經濟建設的迅速發展,改革開放的深化及國際、國內交往的增加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人口流動性已經成為北京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到2002年其外來人口的總量已達386.6萬人北京市流動人口的比例以20世紀90年之前和以後做比較,變化非常之大,1990年9月30日以前的流動人口中,遷入戶籍的流動人口占83.7%,人戶分離的占15.9%;而1990年9月30日以後遷移戶籍的流動人口比例下降到29.8%,人戶分離人口則上升到70.2%。2002年外來人口動態監測調查顯示,北京市外來人口總量已達386.6萬人(其中務工經商外來人員296.5萬人;隨親家屬53萬人;學習培訓23.6萬人;探親訪友、因公出差、旅遊購物、治病療養和旅途中轉的共有7.4萬人。而從事重體力勞動、批發零售、餐飲和社區服務的農民工占到76.8%)。這對於擁有近1200萬常住人口的超特大型城市來說,不能不說給首都的管理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這是一個係統性、有機性和整體性都很強的社會現象。問題不在於是否在動,而在於究竟是有序地動還是無序地動。其中,無序的動就是一種“亂動”,而有序的動就是一種“穩動”。中國社會的人口流動目前正處於從“亂動”到“穩動”的過渡階段,還需要加強“管理”。
(5)“當領導”化
這是由“官本位”引起的“多樣化”不足的“社會心理”問題。現實是,中國社會仍然有近七成的受訪者都想“當領導”這是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新浪網進行一項有5440人參加的調查顯示的結果。其中,有66.6%的受訪者表示想當領導,明確表示不想當領導的人隻占4.8%。在受訪者中,“80後”占46.7%,“70後”占33.9%。調查顯示,多達91.8%的人感覺現在年輕人普遍熱衷當領導,其中47.8%的人覺得“很普遍”。胡印斌:《青年人的理想何以隻剩“當領導”》,《中國青年報》2011年3月2日。但多數人並不想“做領導”。二者的區別在於,“當領導”隻是要“領導”的職務和待遇,而並不想做領導的工作和有領導的擔當;而“做領導”指的是不僅要有領導的名分,更要有領導的責任和擔當。這可以從為什麼要考公務員的動機中略知一二:很多人報考公務員的基本動機是因為公務員的工作穩定、工作待遇好、工作條件好,而很少想到公務員的職責是為了能更好地做好公共事務。所以,如果照此長期往下發展去,中國社會的幹部製度和領導製度必然又要發生變化甚至改革。現在的“去行政化”思潮大致就是這種現實的一種反映。
(6)觀念誤讀化
這是從“貴族化”引發的“平民化”和“日常化”不足的“社會心理”問題。其現實是,中國的“貴族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和強烈,典型的是,許多有錢人把孩子送到英國去上貴族學校,希望他們畢業後也能成為貴族;許多沒有錢的人也在鼓勵孩子拚命學習,爭取在未來成為貴族。但其實是,人們普遍是對“貴族”誤讀了。雖然“貴族”曾經有過“物質貴族”的曆史和包含有一定“物質貴族”的內容,但“貴族”發展到現在更多地是具有一種“精神貴族”的內涵。真正的貴族精神應該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養,二是社會的擔當,三是自由的靈魂。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是一個真正高貴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難、甚至能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他不僅僅是一個有榮譽的、而且是一個有良知的人。貴族精神說離我們遠也遠,說離我們近也很近,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精神貴族。“貴族精神”則包括高貴的氣質、寬厚的愛心、悲憫的情懷、清潔的精神、承擔的勇氣;以及堅韌的生命力、人格的尊嚴、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嬌、不乞、不憐;始終恪守“美德和榮譽高於一切”的原則。佚名:《貴族——被中國人誤讀的歐洲貴族》,這是朋友通過電子郵件發來的。而造成誤讀的是,人們把“富”與“貴”混淆了,並簡單把“貴”誤當了“富”。其實,它們相去甚遠。“富”者主要是“物質”和“物欲”上的,而“貴”者主要是“精神”和“境界”上的。由此來看,這種誤讀所反映的是人們對精神追求的不足甚至缺失。
4.“突出”效應
這都是由“物價飛漲”為代表的“非均衡”狀態引起的“社會心理”問題。突破社會平均和均衡狀態的方法是“物價”的變化,但導致經濟崩潰和社會解體也是“通貨膨脹”。這就有一個怎樣控製社會“非均衡”現象變化的問題,既要有“非均衡”,又要把“非均衡”控製在一個有效的範圍內。對物價也是如此,並不是所有的漲價都是問題,隻是物價漲到一個已經超過了人們的社會心理承受程度之後才會成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