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公共災難影響趨大
從我國台灣省1999年大地震和美國2001年911事件留下的資料看，災後受災人群的心理變化在成人和孩子之間是既有不同又有共性的。但隨著媒體的發展，災難的影響幅度、力度和程度是在逐漸泛化和深化的。特別是網絡媒體的發達，使得對很多的事情進行了實景和即時的報道甚至轉播。所以，無論是“災難的公共性”還是“公共性的災難”，都會呈現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它們的區別在於，前者是一種自然災難，但具有社會的公共性，後者則主要是一種人為性的和公共性的災難。它們的共同點就在於，都會對人們的生理心理、社會心理和公共心理產生影響和滲透。其影響和滲透一般都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災後的最初幾天。家園被毀，痛失親人，五雷轟頂，一切突如其來。第二階段一般是指災後前三個月。局勢逐漸穩定，但人的情緒難以穩定，經常沉浸在災難的悲痛、恐懼、焦慮之中而不能自拔。第三階段一般是從災後第四個月開始。痛定思痛，情緒仍難穩定，尤其是失去親人的人群。但經過各方麵的安撫和自身的調適後，逐步進入長期適應的初始時期。由此決定了，一定要對“公共災難”進行心理疏導，且做得越早越好。據統計，國際上一場重大災害，受災的人群中70%會因心理疏導成功而恢複正常狀態；近30%的人會因災害產生的心理疾患影響終生。但在我國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受害者中，因心理創傷導致焦慮症、恐懼症、神經症的患者，要比非地震區正常人高出2～3倍。但現狀已經有很大的轉變，如在汶川地震中心理疏導就很早和較到位。但社會普遍對人為的公共性災難的心理疏導卻還是忽視的。這使得很多曆史事件至今在人們的心理還有較濃甚至很濃的陰影。
3.公共文明亟待提高
社會運行不僅到了一個越來越“文明”的狀態，而且還到了一個文明需要公共化的過程。但現實的“文明建設”不是與“文化建設”混淆的，就是把“文明建設”分而治之的。這與社會的“公共化”發展態勢不符。其實，自生產社會化以來，社會的內部就在發生變化。而變化之一就是“善”和“惡”內涵的變化。其中，馬基雅維利的“惡的吝嗇和殘酷對於保有國家是好的，而作為德行的慷慨和仁慈對於保有國家卻是惡的”觀點這是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闡述的思想。提出打破了傳統的束縛。其關鍵是，作為社會的公共產品“國家”已經形成，並在發揮應有的作用。所以，“不文明行為”概念的提出是對“不法行為”內涵的深化和提高。但在現實中，闖紅燈、亂吐亂扔、隨地吐痰、亂穿馬路、樓道堆物、大聲喧嘩、搶座加塞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是一種對陋習的治理變成了一種陋習。它是指一種在高尚目的下發生的對公民權利的侵犯行為。所以，“公共文明”是一種在公共意識基礎上構建和發展起來的文明形態，也是現在正在提倡的“五大文明”的核心。但現狀是，中國社會不僅有了而且還有了濃厚的“公共性”，但“公共文明”的意識、機理和製度卻尚未明確和構建，更沒有引起廣泛關注。在這方麵，它又比西方社會遲了40餘年。
2.公共災難影響趨大
從我國台灣省1999年大地震和美國2001年911事件留下的資料看，災後受災人群的心理變化在成人和孩子之間是既有不同又有共性的。但隨著媒體的發展，災難的影響幅度、力度和程度是在逐漸泛化和深化的。特別是網絡媒體的發達，使得對很多的事情進行了實景和即時的報道甚至轉播。所以，無論是“災難的公共性”還是“公共性的災難”，都會呈現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它們的區別在於，前者是一種自然災難，但具有社會的公共性，後者則主要是一種人為性的和公共性的災難。它們的共同點就在於，都會對人們的生理心理、社會心理和公共心理產生影響和滲透。其影響和滲透一般都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災後的最初幾天。家園被毀，痛失親人，五雷轟頂，一切突如其來。第二階段一般是指災後前三個月。局勢逐漸穩定，但人的情緒難以穩定，經常沉浸在災難的悲痛、恐懼、焦慮之中而不能自拔。第三階段一般是從災後第四個月開始。痛定思痛，情緒仍難穩定，尤其是失去親人的人群。但經過各方麵的安撫和自身的調適後，逐步進入長期適應的初始時期。由此決定了，一定要對“公共災難”進行心理疏導，且做得越早越好。據統計，國際上一場重大災害，受災的人群中70%會因心理疏導成功而恢複正常狀態；近30%的人會因災害產生的心理疾患影響終生。但在我國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受害者中，因心理創傷導致焦慮症、恐懼症、神經症的患者，要比非地震區正常人高出2～3倍。但現狀已經有很大的轉變，如在汶川地震中心理疏導就很早和較到位。但社會普遍對人為的公共性災難的心理疏導卻還是忽視的。這使得很多曆史事件至今在人們的心理還有較濃甚至很濃的陰影。
3.公共文明亟待提高
社會運行不僅到了一個越來越“文明”的狀態，而且還到了一個文明需要公共化的過程。但現實的“文明建設”不是與“文化建設”混淆的，就是把“文明建設”分而治之的。這與社會的“公共化”發展態勢不符。其實，自生產社會化以來，社會的內部就在發生變化。而變化之一就是“善”和“惡”內涵的變化。其中，馬基雅維利的“惡的吝嗇和殘酷對於保有國家是好的，而作為德行的慷慨和仁慈對於保有國家卻是惡的”觀點這是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闡述的思想。提出打破了傳統的束縛。其關鍵是，作為社會的公共產品“國家”已經形成，並在發揮應有的作用。所以，“不文明行為”概念的提出是對“不法行為”內涵的深化和提高。但在現實中，闖紅燈、亂吐亂扔、隨地吐痰、亂穿馬路、樓道堆物、大聲喧嘩、搶座加塞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是一種對陋習的治理變成了一種陋習。它是指一種在高尚目的下發生的對公民權利的侵犯行為。所以，“公共文明”是一種在公共意識基礎上構建和發展起來的文明形態，也是現在正在提倡的“五大文明”的核心。但現狀是，中國社會不僅有了而且還有了濃厚的“公共性”，但“公共文明”的意識、機理和製度卻尚未明確和構建，更沒有引起廣泛關注。在這方麵，它又比西方社會遲了40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