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畢竟不是外在於社會的，生育問題是如此，吸毒問題亦然。吸毒之所以會成為美國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跟一些人的觀念中將它純粹視為個人的行為，甚至個人的自由有關。因此，美國社會麵臨著權利過度擴張，個人行為過度個體化的問題。美國的不少社會病，例如一再發生的槍擊事件、吸毒、單親家庭增多等等，都跟權利和個體的過度擴張有關。
俞著用作書名的“權利政治與公益政治”很準確地標示了兩者之間的緊張。作為對自由主義過度擴張的反撥，社群主義登上了政治哲學舞台。社群主義既是一種主義，也是一個運動，它所尋找的是權利與責任之間的平衡。社群主義認為，個人自由有賴於社會基礎的支撐，如家庭、學校和鄰裏。通過這些社群，個人獲得一種個人責任和公民責任意識，體認到個人的權利和他人的權利，以及對社群及其成員福祉的擔當。個人權利設定了個人和社會責任。社群主義者區別於自由至上主義者之處，在於他們強調的不僅是個人權利，而且是市民社會中公民的必要責任。社群主義哲學的一個核心原則是，社群價值的確定必須經由民主的考量來進行，而不能憑空或根據社群內少數人的意誌來強加，也要避免“多數的暴政”。對於過度擴張的原子化了的自由主義，社群主義是一種糾偏，是一劑解藥。它可以說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政治哲學的重要發展。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亞洲方式或亞洲價值與西方政治哲學可能的會通之處。亞洲國家之間雖然有種種差異，卻也有重要的共通點，比如對社會和集體的重視、習慣通過協商達成共識等。自然，亞洲國家在這方麵亦自有其弱點，例如比較缺乏契約精神，輕視法律文件，凡事習慣於自上而下等等。這樣看來，亞洲和美國麵臨著一個共同的課題，即如何在個人與社會、權利與責任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它要求謙虛和寬容，要求吸收他人所長補自身之短。其中的根本還是在於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這一永恒的問題。
隻是，對這些重要問題，中國人的政治哲學思考在哪裏？俞可平先生的研究工作向這個方向走出了一步，但無可否認的是，還有大量未解決的問題等待著我們去解析。政治哲學的研究在中國仍然還處在拓荒階段。可以認為，這種研究所需要的是羅爾斯式的政治哲學思索。20世紀70年代初，羅爾斯推出《正義論》，成為標誌政治哲學複興的一部裏程碑式的著作。20多年後的1993年，羅爾斯又貢獻出一部《政治自由主義》。20餘年出一部著作，可謂慢極，但正是這樣的潛心思索、嘔心瀝血才成就了一位大家。《政治自由主義》雖然出版時間還不長，但幾可肯定將會成為又一部經典之作。這不禁使人想起了一位新加坡人提出的一個問題：“亞洲人能否思想？”
（載《世紀書窗》2001年第5期）
人畢竟不是外在於社會的，生育問題是如此，吸毒問題亦然。吸毒之所以會成為美國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跟一些人的觀念中將它純粹視為個人的行為，甚至個人的自由有關。因此，美國社會麵臨著權利過度擴張，個人行為過度個體化的問題。美國的不少社會病，例如一再發生的槍擊事件、吸毒、單親家庭增多等等，都跟權利和個體的過度擴張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