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夫卡那裏找到了“合胃口的食物”。當然，這種食物並不能止住饑餓，反而刺激起更強烈的饑餓感，因為這種精神食糧不是別的，正是饑餓本身。但畢竟，這種“對饑餓的饑餓”比單純的饑餓藝術更上了一層樓，它成了饑餓藝術的完成者，因為如前所述，卡夫卡的饑餓藝術是一種呼籲，殘雪的解讀則是一種回應，因而是一種完成：殘雪“完成了’卡夫卡的作品。
卡夫卡的作品中，分量最重、也最膾炙人口的是《變形記》、《審判》和《城堡》。但殘雪這本完成卡夫卡的作品的書中卻沒有討論《變形記》，這決不是偶然的疏忽。相反，這表現出殘雪對卡夫卡作品的一種特殊的總體考慮，即《變形記》屬於卡夫卡的未成熟的作品，當後來的作品中那些主要的核心思想尚未被揭示出來之前，這篇早期之作的意義總要遭到曲解和忽略。在殘雪看來，全部卡夫卡的作品都是作者對自己內心靈魂不斷深入考察和追究的曆程，即魯迅所謂“換心自食，欲知本味”的痛苦的自我折磨之作。如果我們接受這一立場，那麼我們的確可以看出，《變形記》正是這一曆程的起點，在這個起點上，方向似乎還不明確。格裏高爾·薩姆沙變成了一隻大甲蟲，這一事件是意味著控訴什麼呢，還是意味著發現了什麼？通常的理解是前者。人們搬弄著“異化”、“荒誕”這幾個詞，以為這就窮盡了小說的全部意蘊。然而，即算從社會學和曆史哲學的眼光來看，異化是如此糟糕的一種人類疾病，但從文學和精神生活的角度看，它卻是人類必不可少的一種自我意識和自我反省的功課。不進入異化和經曆異化，人的精神便沒有深度，便無法體驗到人的本真的存在狀態；這種存在狀態不是某個時代或某個社會（如現代西方社會）帶給人的一時的處境，而是人類的一般處境，即：人與人不相通，但人骨子裏渴望人的關懷和愛心；人與自己相離異，但人仍在努力地、白費力氣卻令人感動地要維護自己人格的完整，要好歹指掇起靈魂的碎片，哪怕他是一隻甲蟲。然而，《變形記》中的“控訴”的色彩還是太濃厚了，盡管作者的本意也許並不是控訴。他對人類的弱點了解得太清楚了，他隻是懷著寬厚的溫情和善意在撫摸這些累累傷痕的心靈，但人們卻認為他與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差別隻在於手法上的怪誕不經。因而這一“批判現實”的調子一開始就為解讀卡夫卡的藝術方向定了位，人們關心的就隻是他如何批判、如何控訴。
這種偏見也影響到對卡夫卡其他一些作品的闡釋，最明顯的是對《審判》的解讀。流行的解釋是：這是一場貌似莊嚴。實則荒唐無聊、蠻不講理、無處申冤的“審判”，實際上是一次莫名其妙的謀殺；主人公約瑟夫·K盡管作了英勇的自我辯護和反抗，最後還是不明不白地成了黑暗製度的犧牲品。在中文版的《卡夫卡全集》（葉廷芳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中，《審判》被譯為《訴訟》，似乎也是這種社會學解釋的體現。然而，殘雪的藝術體驗卻使我們達到了另一種新的維度和層次，即把整個審判看作主人公自己對自己的審判（《訴訟》的譯法杜絕了這種理解的道路）。她在《艱難的啟蒙》一文中開宗明義就說：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內心自審曆程的開始”，“史無前例的自審以這種古怪的形式展開，世界變得陌生，一種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為，迫使他放棄現有的一切，脫胎換骨”。
K從最初的自認為無罪，自我感覺良好，到逐漸陷入絕望，警覺到自己身上深重的罪孽（不一定是宗教的“原罪”，而是一種生活態度，即把自己當罪人來拷問），最後心甘情願地走向死亡並讓自己的恥辱“長留人間”，以警醒世人（人生擺脫不了羞恥，應當知恥）：這決不是什麼對法西斯或任何外在迫害的控訴，而是描述了一個靈魂的掙紮、奮鬥和徹悟。在這一過程中，充滿了肮髒和汙穢，靈魂的內部法庭遍地狼藉，惡毒和幸災樂禍的笑聲令人恐懼，形同兒戲的草率後麵隱藏著陰謀。這是因為，這裏不是上帝的光明正大的法庭，而是一個罪人自己審判自己。罪人審判罪人，必然會顯得可笑，曖昧；但它本質上卻是一件嚴肅的事情，甚至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嚴肅的事情。真正可笑的是被告那一本正經的自我辯護，當然這種自我辯護出自生命的本能，是每個熱愛生命的人都必定要積極投入的；但它缺乏自我意識。不過反過來看，正是這種生命本能在促使審判一步步向縱深發展，因為這種本能是一切犯罪的根源。沒有犯罪，就沒有對罪行的審判；而沒有在自我辯護中的進一步犯罪（自我辯護本身就是一種罪，即狂妄自傲），就沒有對更深層次的罪行的進一步揭露。所以從形式上說，法律高高在上，鐵麵無情，不為罪行所動搖；但從過程上看，“法律為罪行所吸引。”，也就是為生命所吸引。法為人的自由意誌留下了充分的餘地，正如神父所說的：“你來，它就接待你，你去，它也不留你”。但生命的一切可歌可泣的努力奮鬥，如果沒有自審，都將是可笑的。然而，自審將使人的生命充滿沉重的懺悔和羞愧，它是否會窒息生命的燦爛光輝呢？是否會使人覺得生和死並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甚至寧可平靜地（像K一樣）接受死亡呢？這就是卡夫卡的問題，也是殘雪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城堡》中給出了另一種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