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微博和社交網站等新媒體的高速發展，信息傳播的速度、廣度不斷出現新的飛躍，在網絡傳播快速、即時麵前，傳統媒體新聞報道策劃、采訪、寫作、編輯、發布、反饋等一係列規範化流程遭遇嚴峻地挑戰。從2010年“微博直播”在江西宜黃拆遷事件南昌機場鍾如九姐妹的“女廁攻防戰”中出現，在突發事件報道中，很多媒體都已紛紛大量使用微博，基本打破了傳統媒體的新聞壁壘。
（二）顛覆了信息傳播的壟斷控製權
新媒體具有傳播的雙向性、互動性、草根性、自主性等特征，體現了新聞報道中的權利平等與信息分享。
首先，新媒體由於“把關人”職能的相對弱化乃至缺失，受眾擁有了自主選擇權和分享信息的權利，打破了傳統媒介生態中對新聞“議程設置”的全麵“壟斷”。越來越多在傳統媒體不能及時報道的突發事件，尤其是特大和重大突發事件，總是被網民率先公之於眾。在網絡新媒體時代，突發事件信息第一發布者很可能既不是相關政府部門，也不是新聞媒體，而是社會大眾。
其次，在網絡環境下，話題或者事件經過無數擁有網絡發言權的公眾在網絡上發帖，加上互聯網內容的鏈式繁殖，很快在網絡上形成熱點討論，從而引發網絡上的輿論監督呼聲。網絡幾乎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控製，在網絡上，一些可能引起讀者興趣的內容，很快就會被無數新聞門戶網站、專業網站、社區BBS、聊天室、個人博客和微博轉載。這種轉帖機製還使得內容監督的威力大大削弱，因為在此地被刪除的意見，可以在更多別的地方幸存。這種一傳十、十傳百的古典交頭接耳模式，借助信息技術無損耗低成本的“群發”功能，在很短時間內就能將事件或意見傳遞到廣闊且縱深的地帶。從某種意義上說，避開了利益集團的侵擾和腐蝕。
（三）公民社會輿論監督權利的回歸
傳統媒體時代，公眾把監督政府及社會的任務交給新聞媒體，然而媒體受製於政治和經濟生態環境的製約和控製，從而使輿論監督在政府的管理之下，甚至成為政府行政管理的一種工具。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出現以後，拓展了公眾表達的公共渠道和平台，突破原有信息控製格局，將“信息平台”和“意見市場”融為一體。此外，互聯網的普及和網民數量的迅速增長，再加上網絡媒體的門檻低、時效性、互動性、匿名性等優勢，為人們發表言論提供了一個更為自由和廣闊的空間，不再受製於現實社會中的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網”，可以隨意地發表自己的見聞和看法，敢於直指問題所在，揭露社會的陰暗麵，從而掀起了“全民監督”的風氣，使公眾作為真正意義上的輿論監督主體的權力得到回歸，也創造了一種新型的輿論監督模式。
隨著微博和社交網站等新媒體的高速發展，信息傳播的速度、廣度不斷出現新的飛躍，在網絡傳播快速、即時麵前，傳統媒體新聞報道策劃、采訪、寫作、編輯、發布、反饋等一係列規範化流程遭遇嚴峻地挑戰。從2010年“微博直播”在江西宜黃拆遷事件南昌機場鍾如九姐妹的“女廁攻防戰”中出現，在突發事件報道中，很多媒體都已紛紛大量使用微博，基本打破了傳統媒體的新聞壁壘。
（二）顛覆了信息傳播的壟斷控製權
新媒體具有傳播的雙向性、互動性、草根性、自主性等特征，體現了新聞報道中的權利平等與信息分享。
首先，新媒體由於“把關人”職能的相對弱化乃至缺失，受眾擁有了自主選擇權和分享信息的權利，打破了傳統媒介生態中對新聞“議程設置”的全麵“壟斷”。越來越多在傳統媒體不能及時報道的突發事件，尤其是特大和重大突發事件，總是被網民率先公之於眾。在網絡新媒體時代，突發事件信息第一發布者很可能既不是相關政府部門，也不是新聞媒體，而是社會大眾。
其次，在網絡環境下，話題或者事件經過無數擁有網絡發言權的公眾在網絡上發帖，加上互聯網內容的鏈式繁殖，很快在網絡上形成熱點討論，從而引發網絡上的輿論監督呼聲。網絡幾乎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控製，在網絡上，一些可能引起讀者興趣的內容，很快就會被無數新聞門戶網站、專業網站、社區BBS、聊天室、個人博客和微博轉載。這種轉帖機製還使得內容監督的威力大大削弱，因為在此地被刪除的意見，可以在更多別的地方幸存。這種一傳十、十傳百的古典交頭接耳模式，借助信息技術無損耗低成本的“群發”功能，在很短時間內就能將事件或意見傳遞到廣闊且縱深的地帶。從某種意義上說，避開了利益集團的侵擾和腐蝕。
（三）公民社會輿論監督權利的回歸
傳統媒體時代，公眾把監督政府及社會的任務交給新聞媒體，然而媒體受製於政治和經濟生態環境的製約和控製，從而使輿論監督在政府的管理之下，甚至成為政府行政管理的一種工具。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出現以後，拓展了公眾表達的公共渠道和平台，突破原有信息控製格局，將“信息平台”和“意見市場”融為一體。此外，互聯網的普及和網民數量的迅速增長，再加上網絡媒體的門檻低、時效性、互動性、匿名性等優勢，為人們發表言論提供了一個更為自由和廣闊的空間，不再受製於現實社會中的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網”，可以隨意地發表自己的見聞和看法，敢於直指問題所在，揭露社會的陰暗麵，從而掀起了“全民監督”的風氣，使公眾作為真正意義上的輿論監督主體的權力得到回歸，也創造了一種新型的輿論監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