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屈原是一個世界奇跡。
第一，他的死距今已有近兩千三百年，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裏，卻被那麼多中國人年年祭祀，這在世界曆史上找不到第二個例子；
第二，這個被祭祀的人不是皇帝，不是將軍，也不是一個哲學家，而是一個詩人；
第三，對孔子的祭祀，主要集中在曲阜和各地的一些文廟裏，而對屈原的祭祀卻遍布全國任何角落，隻要有江河，有村落，到了端午節，包粽子、賽龍舟，到處都在祭祀；
第四，雖然有那麼多人在祭祀他，但是能夠讀懂他作品的人卻少而又少，大家其實是在祭祀一個自己並不了解的人。
這四個奇跡如在一起，就構成了中國文化一種非理性的驚人動員力。這種情景已經遠遠大於祭祀對象本人，而是反映了一種大眾的精神需求。我們平常研究中國文化，大多隻是針對一個個作者和一部部作品，忘卻了數千年來一個龐大人群不約而同的集體行為。我覺得在文化上沒有別的事情比這件事情更宏大的了，直到今天我們隻能驚歎，不能讀解。
正因為不能讀解大眾，我們隻能回到屈原。但一說到屈原，我們又有可能一下子陷入咬文嚼字的泥坑。首先應該花一點時間想一想自己的祖父、曾祖父年輕時劃龍舟的姿態；祖母、曾祖母年年包粽子的辛勞，想想那些充溢在中國大地，甚至世界很多華人社區的劃船聲、粽子香……
屈原活了六十二歲，這個時間不算太長，也不算太短。我們可以把他的一生做一個簡單的劃分。
第一階段：年少得誌，二十二歲就做到了楚國的高官；
第二階段：受到小人的挑撥，失去君主的信任，離開統治核心，鬱鬱寡歡；
第三階段：楚國遇到外交災難，由於耿直地諫言，第一次被流放；
第四階段：第二次被流放，長達二十年，直到自沉汨羅江。
為了更多地了解他，我想聽聽諸位對他人生起點的看法。
王牧笛：
屈原出生於公元前三三九年，一個非常特殊的日子：庚寅日。據說庚寅日出生的男人很特殊，當時被認為是一個巫神。傳說，屈原出生當天他家屋頂上有道彩虹貫頂，這成了屈原此後追溯自己生平時引以為榮的資曆——《離騷》開篇就說“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多次提到自己這一脈與黃帝的淵源，從小就樹立了一種“家族榮譽觀”；他接受的教育不光是楚國當地的，還包括中原的詩書、禮儀、經書的浸淫。屈原在楚國當外交官的時候，在齊國的稷下學宮跟學者名流們泡在一起，充分浸染了那裏的學風。
王安安：
屈原年少得誌的時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一八年——這一年的春天，屈原出使齊國訂下“齊楚之盟”，受到齊宣王的賞識，在政壇嶄露頭角。屈原逐漸被楚懷王委以重任，“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就是幫助楚懷王製定內政外交的重大政策方針。
餘秋雨：
屈原出身的王族世家已經有點敗落，所以貴族的“貴”，是貴在他所受的教育上。司馬遷說他“博聞強識”，說明他接受教育的效果很好。估計他的形象不錯，否則《離騷》裏不會有那麼一些句子，描述自己喜歡在服裝上下功夫。
根據自己家庭的曆史以及自己出生的時間，他突然覺得自己有某種“天命”。《離騷》也就由此開篇。血統的高貴、地位的高貴、知識的高貴、形體的高貴、姿態的高貴，成了他文學陳述的進入方式。其實，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進入方式。
不過這也帶來一個麻煩：他們很容易進入政壇，卻不懂得政治生態。其中最優秀的人物更會因堅持理想而不願趨炎附勢。屈原，就是這樣一個人。理想化的潔癖使他在心態上缺少彈性。因此，當我們看到屈原在作品中不斷強調自己的高貴、潔淨時，我們就知道，等待這位男子的一定是悲劇。
何琳：
他那些理想高遠的話，包括那種自豪感，可能別人不好理解，如果不能沉浸到那個世界中去，就會認為他是自大。其實那不完全是自大，而是一種理想，把自己跟天命放在一起的理想。因此，他的悲劇不是自大者的悲劇，而是理想者的悲劇。
餘秋雨：
說得很對，但請注意，“理想”和“自大”並不是完全對立的概念。理想者的內心必然會有自大的成分，“不自大”的理想者，隻是把“不自大”當作一個實現理想的親民策略罷了。但是，屈原沒有這種策略。
沒有策略而躋身政治，就會遇到一個天然的困境：即使是潛在的盟友，也都沒有那麼高貴和純淨。當你沒有爭取盟友的能力，隻是企盼著人們的理解，那麼這種企盼一定落空。一切潛在的盟友都會因你的驕傲而產生心理隔膜，自然地投向一些笑臉，而那些笑臉很可能出自小人。請注意，不是投向有強權的壞人，而是投向小人，因為小人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讓一切投向他們的人感到一種處於中間狀態的安全。於是，小人的隊伍大大擴充，而原先潛在的盟友，也必然在小人的王國裏激發出更多的小人心理，形成一種遼闊的政治氣候。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屈原很快就置身於覬覦、嫉妒、冷眼、誤會的包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