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治辰：
冰心也被稱為有母性的作家、有愛心的作家啊，為什麼不能把“愛國”跟“有母性”“有愛心”同樣單純地看作一個修飾定語，而一定要作為價值評判的定語來對待呢？你們可能正是政治敏感度太高，才把一種有可能創作出純文學來的說法套上了政治概念。
王安安：
政治概念和純文學概念可以並存，但我心中的政治概念要比“愛國”大得多。我覺得屈原在汨羅江畔自沉的感覺，也許就跟孔子當時在魯國聽聞西狩獲麟，產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的感覺有共通性，都是感慨自己的理想不能在有生之年實現。可以說它是跟政治聯係在一起的，但這不能用“愛國”這麼一個非常現代而概括力不足的概念去說它。他最終感歎的不是他的國家被吞並，而是一種高貴文化被虎豹豺狼的文化所吞並。
萬小龍：
我覺得這個“愛”字需要考察。“愛”在古代也有“吝嗇”的意思。我們說的這個愛，究竟是偏私還是博愛？是隻愛自己的祖國，把它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認為是正義，別人所做的任何事都認為是不正義，還是在對祖國抱有溫暖感情之外，還能夠允許別的文化生態存在？
餘秋雨：
這樣的討論，說不定下一代還會延續。
我的態度很明確：不讚成把屈原說成“愛國詩人”。理由有下麵三條——
第一，屈原當時所愛的，明明白白隻是楚國。他的故事太有名，很難“泛化”得了。楚國是諸侯邦國，與秦漢之後的統一大國在概念上根本不同。如果認為這兩種“國”可以互相置換，那麼，諸子百家中會冒出來多少“愛國學者”？推衍到後代，《三國演義》裏邊的諸葛亮、曹操都成了“愛國將領”，連寫了“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李煜都成了“愛國皇帝”，這能讓人受得了嗎？
第二，即使能把“愛國”兩字泛化，讓人忘記具體的楚國，那也還是一個政治概念。屈原是一位大詩人，文化大於政治，沒有必要在文化命題之上再套一頂政治帽子。這就像沒有必要把老子、陶淵明說成是“不合作主義作家”，把杜甫說成是“民本主義詩人”，把陸遊、辛棄疾說成是“反侵略文化精英”，把《紅樓夢》說成是“宮廷影射小說”。政治概念容易對某些低層文化接受者產生一時的號召力，卻會扭曲和閹割真正宏大的文化。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對於屈原的千年祭祀早已不分地域。不管是當初被楚國侵略的地域還是侵略過楚國的地域，一到端午節都在劃龍舟、包粽子，這就證明了文化無界。我們如果用曖昧不清的“愛國”概念重新激活千年前的政治界定，那麼，客觀上是把一個大家庭裏的兄弟推向敵對營壘。於是，龍舟遇到了江上鐵索，粽子也隻成了小地方的土產。這是大家願意看到的嗎？
記住，不管有多少漂亮的名號，我們都不能夠把文化做小。把文化做小，是一些滿腦子隻有政治概念的文化評論者的專業，他們隻有通過層層切割才能構建自己的所謂“學問”。對此，我們在座的北大學子千萬不要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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