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借著屈原，我們還要繼續討論大家為什麼喜歡為文化貼政治標簽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為什麼那麼感興趣？因為即使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也一直盤旋著政治標簽的濃重陰影。記得我在上海戲劇學院當院長的時候曾經主持過不少追悼會，發現一些藝術家去世後，為他們寫的悼詞裏隻說政治待遇，做過什麼代表、什麼委員，或做過退休職工管理小組的副組長……至於他們在藝術上不同於別人的成就和突破，卻沒有出現在悼詞裏。我曾試圖改變這種狀況，但是這已經變成了一種習慣，很難改。我們學院改了，其他單位仍然如此。每次想到這種情況我都會自我嘲笑：像我這樣一個辭光了一切職務，又不願擔任任何一個級別代表、委員的人，百年之後的悼詞，大概隻剩下性別和生卒年月了。
中國幾千年的專製集權，積澱成了一種“官本位”的文化思維。這種思維，蔓延在官場已經讓人感到厭惡，而滲透到了文化學術領域，則不能不讓人感到恐懼了。然而，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文化學術領域對此格外起勁，甚至超過官場。
根據“官本位”的文化思維，屈原失去楚懷王的寵信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劇。你們如果到圖書館去翻閱一下屈原研究論文，包括一部部《中國文學史》中寫到屈原的部分，都會發現當代竟有那麼多學者一直在大聲地惋歎屈原沒有做高官，而且不怕重複地一再惋歎。似乎如果屈原做了楚懷王身邊最忙碌的寵臣，忙碌到沒有時間寫詩作文，他們才會滿意。
不僅僅是對屈原。對於屈原之後的魏晉名士、唐宋文傑，他們都會惋歎，惋歎這些古人官場失意、仕途不暢。這實在是中國文化思維中最為奇怪的事情。他們好像一直要等到李白做了宰相、蘇東坡做了元帥、李清照做了武則天才不會惋歎。或者，一直等到《中國文學史》全部並入《中國政治史》才不會留有遺憾。
當政治話語淩駕於文化話語，文化坐標就會亂成一團。在我自己的經曆中，曾經一再目睹過由於政治淩駕而產生的文化混亂。例如，在“**”中，把作家分成“革命作家”和“不革命作家”，在“革命作家”中，又分成“去了延安的作家”和“沒有去延安的作家”。這麼層層疊疊分下來，文學本身的等級就錯亂了。有趣的是，等到“**”一結束，十年間發生的一切文化現象又以新的政治坐標來劃分了，哪怕是編教材、編辭典、演雜技都被判定為“***陰謀”，連“**”中出土的地下文物，如河姆渡、兵馬俑、馬王堆、婦好墓，直到今天都沒有人敢說這是什麼時候出土的，因為一說似乎是證明那十年對於古代文物不完全是徹底破壞。這就是說，那些兩千年前的俑人、女屍，都犯了現代的政治錯誤：不該在那個時期出土。這個思維，直到你們老師一代，都還比較頑固。
我真希望從你們這一代開始能夠擺脫這種長久的魔影，讓文化開始按照自己的邏輯自立。這也是我花那麼長時間開設這門課程，並在屈原上停留那麼久的原因之一。
好，那就讓我們重新回到屈原吧。我很想聽聽你們對一個問題的看法：屈原的人生境遇如何造就了他的文化人格？
王安安：
在政治坐標係裏屈原一路下跌，可是在文化坐標係裏他卻是一路上揚，所以如果說對屈原的放逐、流浪的苦難，我覺得不該選擇“惋惜”，而應該是“慶幸”——當然不是幸災樂禍，而是一種站在宏觀文明視野中的理解。我們慶幸這個苦難降臨到他身上，就像“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正因為有了這段苦難，屈原才走向了邊緣，走向了自己，走向了心靈，創造出那麼多瑰麗的詩篇，以至於很多年後，李白感歎說：“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餘秋雨：
這就是那首我所喜歡的《江上吟》。李白畢竟是李白，他一語道破了文化價值的偉大和永恒，又一眼看破了政治得失的虛空和易逝。
王安安：
我不惋惜屈原的遭遇，但我惋惜他十分孤獨和窘迫的流放生態。我不希望他做官，卻希望他能在一個比較從容的環境裏多寫點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