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治辰：
我倒不這麼認為。詩人的生活不能過於從容和安逸，因為這會磨損他的生命力度。詩人跟散文家、小說家不一樣，詩人的作品是跟生命高度統一的，不像小說家的創作那樣可以虛構。有人批評中國當代詩歌缺乏力度，為什麼？就是因為很多詩人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他的生命狀態跟他寫詩的狀態分裂了。屈原最後的自沉，他對生命的體驗，和他的作品最後達到的力度、高度是一體的。
萬小龍：
我想起自殺的詩人海子，他說他的一生有三種受難：流浪、愛情、生存；他的一生有三種幸福：詩歌、王位、太陽。
叢治辰：
前一陣子非常流行一句話：“生活在別處。”我還專門考證過：歌德說過，海德格爾說過，法國詩人蘭波說過，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也說過。我想可能屈原的真實生活很悲慘，但他的精神生活在別處。
餘秋雨：
“生活在別處”，這個說法很精辟。謝謝你在我們談話的關鍵部位及時提出，給了我們一個新的視角。
“生活在別處”，是指用主動的分裂方法獲得一種精神釋放。但是，這種精神釋放不像我們尋常理解的那樣批判什麼、衝破什麼、排除什麼、征服什麼，而是從整體上把自己抽離出來，放逐到陌生之地，麵對另一個世界。這等於造就另一個天地，另一個自我。這個自我與原來的自我距離很遠，有可能產生衝突，卻很少有可能和解。隻有真正的大詩人、大作家、大學者才有這樣的特殊心理結構。
我認為，屈原的《離騷》，在標題上就包含著“生活在別處”的意思。他的離別，是一種精神離別。
叢治辰：
秋雨老師，可不可以這麼說：選擇分裂肯定要比選擇平衡痛苦一些？
餘秋雨：
從深刻的意義上說，平衡的痛苦更難以忍受。如果他漸漸適應了，那也就由平衡走向平庸了。在我的印象中，生性溫和、一生好運的歌德是一直在追求平衡的，他在魏瑪做了大半輩子的高官，又在寫《浮士德》，幾乎沒有遇到過麻煩，應該說是很平衡的了。但是，他越來越感到平庸的痛苦，後來席勒的出現挽救了他，每天隻跟他談藝術問題，不談政務。席勒需要歌德的幫助，但在精神上反過來幫助了歌德，抗拒了他已經出現的平庸。屈原是以一種幹脆利落的方式陷入了災難，因此先是被動，後來就主動地選擇了分裂。選擇了分裂，也就是選擇了山河斷裂式的壯美，選擇了懸崖峭壁式的決絕。
萬小龍：
現在很少出現“大家”的一個原因，就是由於這個“均質化”的時代。比如說牛奶，過去這個牛奶和那個牛奶都不一樣，現在我們喝的牛奶一般都是均質化牛奶，都是一樣的。社會也給每個人一種壓力，希望你成為大家所希望的、沒有缺陷的標準人。那些看似有缺陷的人本來可能有很多不一般的成就，但被社會認為是一種病態。如果屈原生在現代，很可能會被瞧不起。
王安安：
有人說，歌德是個天才，但他不偉大。是不是因為他的市儈和順境，也就是所謂的平衡呢？那麼是不是“偉大”這個詞本身就有對缺憾、斷裂的要求？這種傾向從何而來呢？
餘秋雨：
歌德還是偉大的。他在平衡的生活形態中不斷製造著內心的不平衡，而這種製造又出自他的本能。例如，他那麼權重位顯、德高望重，卻在七八十歲時還在追求一個十九歲的女孩。戀愛隻是路遇，而那個小女孩又相當庸俗。這個世界第一流的詩人，給那個小市民女孩寫了很多的詩。這個歌德是可愛的，也有一點愚蠢。歌德好像很平順，但他心裏的分裂因子沒有消失。我在他的故居裏看到，他一直在研究各種各樣的礦物標本、化學標本，試圖突破自己作為一個文學家的局限。這種焦躁的情緒，也是他由分裂、離別而走向偉大的一方麵。
叢治辰：
那麼導致我們追求平庸的究竟是這個“均質化”的時代，還是對幸福生活的樸素願望呢？屈原因為苦難寫下了《離騷》這樣偉大美妙的詩篇，但如果我們要求屈原去過顛沛流離、飽受磨難的生活，是不是很殘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