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偉大不是苦難造就的。這正像說泥潭中也能造起高塔，並不是說泥潭本身就能造就高塔。世上飽受磨難的人那麼多，而偉大的文學家又那麼少，可見兩者之間不存在直接轉換的關係。你剛剛引述的那句話“生活在別處”倒是關鍵。為了“生活在別處”，精神上的“顛沛流離”是少不了的。這個過程其實比生活上的磨難更為痛苦，卻是通向偉大的“必要程序”。
當然，這一切都應該有一條底線。我本人對此有過一種特殊的體驗。“**”結束後我擔任院長時，曾經對受屈多年的教師抱有極大的希望，認為他們一定能顯現出一種特殊的人格力量。但是，當我逐個考察他們之後卻很失望，發現過度的人生坎坷很可能會毀壞一個人的人格。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已經成了不斷通過攻擊別人以自保的小人。為此，我後來在寫清代流放者的文章時，專門論述了那些大學者在流放地無法寫出優秀作品的原因。
劉璿：
有很多傑出的人一生過得都很順、很穩定。比如說俄國的普希金，他是個出身貴族的詩人，一度跟皇室走得很近，最後雖然死於決鬥，但也稱不上苦難。還有魯迅，也沒經曆過什麼苦難。
何琳：
不一定有苦難，但“孤獨”很重要。有句話說：“男人因為孤獨而優秀，女人因為優秀而孤獨。”女人我不知道，起碼男人要能承受內心的孤獨，才能成就偉大。百老彙著名音樂《歌劇魅影》裏的魅影，與生俱來的缺憾讓他一個人待在孤獨的角落裏等待救贖，成就了偉大的作品。
叢治辰：
苦難看起來是一個外部的東西，更重要的是你內部的心理反應。比如剛才說的普希金沒有經受苦難，怎麼會？他很憂憤啊！魯迅可以說一直很有錢，一個月賺不少錢應該算富裕，但他疲於奔命，在日本還受到了民族心靈創傷。隻有外加的苦難才叫苦難嗎？隻有被流放、被陷害才叫苦難嗎？一個人可以身處一個溫暖的地方，但他自己感覺被流放、被疏離於時代，他們照樣可以創造出傑出的作品。
王安安：
我想到了莫紮特。他是人類曆史上典型的天才人物，不用說年少得誌，簡直就是年幼得誌，進入王宮，被賞識、發掘，一生被鮮花和掌聲圍繞著，後來英年早逝，如同一顆“超新星”。他對生活、對世界一直都持很積極的態度，也很快樂，他偉大的音樂作品，也不是在表現痛苦和孤獨，而是充滿神性的歡樂。偉大的必要條件不能說是苦難，而是有偉大的基因——如果身處苦難，則呈現出一種樣態；身處順境，則呈現出另一種樣態。有了這種神秘的基因，現實世界能否讓詩人有創作的材料和衝動，取決於詩人的內心。第一是否足夠敏感；第二是否足夠堅強。如果足夠敏感，即使在一個非常順利的環境，平靜的東西在他的心靈鏡子上映照出來，也是無限豐富的；如果足夠堅強，外部對他不足以造成大的影響，他就可以維持心靈的獨立運行。
叢治辰：
用一種比較寬泛的眼光來看，其實沒有一個人會不經曆任何苦難。用選擇性的舉例來劃分出類型並不客觀。如果從大曆史觀來看，我們不能為偉大和傑作的產生尋找簡單原因。
餘秋雨：
順著屈原的話題我們討論得那麼熱鬧，真要感謝遙遠的他，值得我們如此借題發揮。
這樣的討論當然不會有結論。但是，大家一定看出來了，我們在七嘴八舌之間已經擺脫了中國文化界的很多評論套路和思維陷阱，抓住了真正有意思的課題。例如，一個偉大的文學創造者的人格形成問題。我們似乎都比較讚成，這種人格的形成，與分裂、孤獨、放逐、自立有關，與“生活在別處”有關，與一次次離別有關，因此也與《離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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