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麼一說大家都聽出來了，這麼一個孤獨人物的出現，是中華文化一個重要的裏程碑。
叢治辰：
《詩經》作為中華先祖的歌吟，確實是一種集體話語，我覺得這可能與黃河流域的地理環境有很大關係。我們的早期文明長期活躍在黃河流域的曠野千裏，那裏適合於聚族而居、相鄰而居；而在屈原被放逐流浪的地方，交通不便，物產卻豐裕，適合滿足個體生存，於是就容易產生個體化的詩。秋雨老師，您也曾在一本書中說過，《詩經》第一次告訴我們，什麼是詩；而屈原第一次告訴我們，什麼是詩人。
餘秋雨：
詩人是一種個體精神的審美自立。詩人的自立與思想家的自立不同，需要有一種自然環境的誘發，或者說，有一種天人之間的互動。你說到他的流放地交通不便而物產不乏，保障了精神上的個體生存，這說得不錯。我可能更看重他流放地的另一種環境，例如，樹木幽深處的花開花落，奇山怪水處的似夢似幻，巫風濃鬱處的神人對話，大江險峻處的生死抗衡……正是這一切，熏陶著他，塑造了他。結果，像《詩經》那樣的黃河流域的“平原小合唱”，也就變成了長江流域的“懸崖獨吟曲”。
萬小龍：
說到這裏，我想應該把“詩人”放在一個更高的人生坐標上：並非隻是一個寫詩的人，而是一個在生命整體上充滿詩人氣質的人。
餘秋雨：
把自己的生命徹底詩化的人物，在屈原之前還沒有出現過，至少我們沒有看到。其實直到現在，我們還能看到兩種詩人。一種就是你所說的隻是“寫詩的人”，看到雲，看到水，他就冒出了寫雲、寫水的詩句；另一種人則相反，他本身就是詩，比他寫出來的詩更像詩。他的思維、情感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都是一團讓人癡迷的天籟。他有點怪異，不擅長交際，大家都不願意把太多的榮譽交給他。結果，“詩人”的桂冠，常常落到了第一種人，也就是“寫詩的人”頭上。
順著這個話題我想起一件小事。兩年前我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在論述二十世紀的古體詩，還排出了名次。有的以內容的重要性來排名，有的以作者的社會地位來排名。我覺得不妥，便自己動手排了一至十名。出乎很多學者的意料，我排列的中國二十世紀古體詩作者名次，第一位是鬱達夫，第二位是蘇曼殊，原因就在於他們在骨子裏就是詩人，而不僅僅是“寫詩的人”。我一排出來，很多深諳此道的研究者都點頭了。原來他們也知道其中深味，卻沒有膽量避開重要人物和重要話題。
其實，詩人就是詩人。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會有詩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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