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我很喜歡這種說法。不是“宗教的曆史”，而是“曆史的宗教”。曆史被擬人化，變成了一個生命，似乎能看到一切、裁判一切、獎懲一切。這個曆史，就具有“亞宗教”的人格力量。不錯，曆史在中國，是一種裁判坐標，而未必是真實坐標。
不管是帝王將相，還是俠客遊士、文人騷客，他們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時候，都覺得自己的腦袋後麵有一支巨大的史筆。這支史筆在一定程度上控製了曆史，也傳達了一種有關人間正義的基本界限。
我想對大家提一個問題。在司馬遷之前，《春秋》和《尚書》都已經開辟了修史的門徑，那麼司馬遷對後來整個中國曆史的走向，有什麼特殊意義？其中有沒有負麵意義？
王牧笛：
我覺得司馬遷的特殊地位在於他是一個史學體例的開創者。在他之前，孔子賦予了曆史一種功能，就是“以史言誌”，比如他寫《春秋》，是把自己的誌向和理念融入到曆史的記錄當中，分辨善、惡、褒、貶，判斷是非。司馬遷把孔子的功能追求規整化為一種結構性體例。
王安安：
除了一個結構性的體例外，《史記》還創造了許多“原型”的人物，比如我們會說誰是“項羽式的人物”“劉邦式的人物”。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貢獻，以人物為核心的寫史的方式，影響深遠。現在很多曆史事件我們可能記得不那麼清楚了，但是那些人物卻留在了我們的文化記憶當中。
餘秋雨：
你們兩位說得都很對。《春秋》，包括《尚書》，以一種大事記的方式提供了一種“史學理念”，但在“史學理念”之後還必須創造一個可以長久延續的“史學模式”。這個模式，就由司馬遷創造出來了。理念是像雲一樣飄蕩的東西，人們可以仰望它的光彩，但是要完整地按照一定的格局和程序承接下來，必須有模式。如果史學模式沒有創造出來，這代人按照這種方式寫，那代人按照那種方式寫，上下缺少可比性，這也就構不成曆史氣脈。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往往就出現這個毛病：某一段曆史有記錄，某一段曆史是傳說，某一段曆史是空白。相比之下，中國的史學模式實在不凡，這首先要歸功於司馬遷。
同時，不管是理念還是模式，都應該被廣泛接受。它需要好好讀，需要在人們的心中產生強烈的效應，而且接受的範圍必須超過史學界，超過少數精英階層。這是因為，曆史與每個人有關。正如安安所說，司馬遷的《史記》通過創造“原型”人物的方式使曆史具有了生動的形象性，代代都願意讀，於是模式具有了時間的下伸性。
裘小玉：
秋雨老師，我們經常會說曆史是公正客觀的，可是我們也清楚地看到司馬遷個人的立場，或者說他自己的價值判斷在《史記》裏的強烈體現，這算不算客觀？應該如何看待這一點呢？比如說，寫到“垓下之圍”，英雄末路的項羽，唱起“力拔山兮氣蓋世”，與心愛的虞姬告別，最後的幾百個壯士也在這場戰役中犧牲了。那麼，是誰目睹了項羽臨終前的一係列戲劇性場景？司馬遷沒有告訴我們這個材料的來源，就把它寫到《史記》裏麵，我們也把它當作事實接受了。這個傳統延續到後麵中國曆史的書寫當中，有怎樣的影響呢？
餘秋雨：
你觸及了一個重大的學術問題，牽涉到了西方近代史學和中國古典史學之間的差別。為此，我要為中國古典史學講幾句話。
其一，到現在為止，沒有哪個西方曆史學家敢於擔保自己的曆史表述是充分客觀的，盡管他們經常會以充分客觀的麵貌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