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漫無邊際，而且永遠可以被挖掘。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幾個朋友攜帶家人一起外出郊遊，回來後的第二天大家的回憶已經很不相同，如果再過半年，彼此的印象就更加五花八門了。這還隻是一次人數不多的小小郊遊，如果換成一個各色人等參與的大事件，結果會怎麼樣？彼此利益各有衝突，互相觀點各不相同，所見所聞各有角度，大家在記述中難免包含著大量的隱諱和誇張，又缺少當場對證和辯駁機製，時間一長，所謂“客觀”的曆史幾乎無從談起。這一點，二十世紀的法國新史學已經尖銳地指了出來，他們到後來隻相信“心中的曆史”，或者說，隻相信曆史在集體心理中的個別投影。這就是說，過去大量看起來“確證無疑”的曆史，其實都有明確的主觀立場，隻不過在西方現代，都被科學主義的客觀形態掩飾了。司馬遷很誠實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這與當時流行的官場意誌相比，已經比較客觀了。他把官場不喜歡也不在意的那些群落，比如失敗的英雄、孤獨的俠客和其他種種“邊緣人物”，也都一一寫了進去，讓我們看到了官場立場之外的世界。
其二，司馬遷怎麼知道項羽唱歌、虞姬自殺的具體情景？他其實有過不少考察，不僅有當時留下的文字資料，還親自到過那些地方，搜集過各種傳聞。如果司馬遷還在，你問他，他會告訴你當時是根據多少資料的集中對比才作出最後選擇的。但他不知道兩千年後會有一些西方史學流派的博士論文必須以注釋來證明每一個觀點的來源。如果知道，他也不會這麼做，因為他不想做“曆史學博士”，哪怕是北大的。
因此，司馬遷的史學是一種“文學化的史學”，而不是“科學化的史學”。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征。但是，司馬遷畢竟是在寫史，因此他的文學又受到嚴格控製。例如，寫到傳說的地方，他會讓讀者感覺到這是傳說，彼此心照不宣。
過了幾千年以後，我們年輕的讀者才會對這樣的傳說產生了合理的疑問。司馬遷其實沒有消滅這些疑問，也沒有消滅自己說法之外的其他可能性，這對於一個古代曆史學家來說已經不錯了。我們今天可以評判他的得失利弊，但是，從更宏觀的曆史悖論來看，我們現在的選擇，真會比司馬遷更好嗎？其實我們沒有這個信心。
薩琳娜：
秋雨老師，您認為《史記》所確立的價值觀念，對中國這個官本位的文化，有什麼樣的影響，是一種促進，還是有某種程度的製約呢？
餘秋雨：
司馬遷的基本思維確實是“官本位”的。第一，他是一個史官，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獨立知識分子”；第二，身處英雄的時代，使他對漢武帝的業績由衷地欽佩，自然而然地成了他價值判斷的主軸。
當代中國學者太懶，不知親自考察和思考，隻會順著兩千年前的觀點來講述曆史，一切都是朝廷博弈，權謀高下，名士沉浮，幾乎不理當時的社會生態和民眾心理。此風沿襲到現代史研究，仍然沒有多大變化，例如，寫“**”總是停留在“紅牆”之內的政治升降，派別勝負，而完全無涉幾億民眾的真實生活。官場、官場、官場，政治、政治、政治，這種取向，恐怕連司馬遷的在天之靈也會頻頻搖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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