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好了。走了那麼一圈又一圈，我想讓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司馬遷一路上最大的收獲是什麼？是史料的考證？是傳聞的搜集？是對每個曆史事件地點的確認？都有一點吧，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兩個收獲，一是采擷到了豪蕩之氣；二是獲得了現場感。這兩種東西，我們在讀《史記》的時候能夠充分領受。
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極為落後的交通條件下走了那麼多地方，是他後來成為中國首席曆史學家的基礎。
司馬遷在“李陵之禍”之後的生活，有點奇特。他為寫《史記》而勉強活了下來，沒想到，他反而升官了。漢武帝這樣做的理由，沒有見之於史冊。我很想聽聽同學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王牧笛：
隔了兩千多年，我覺得這兩個時代的邏輯真的不一樣。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如果有官員或學者因為犯罪進了監獄，又沒有為他平反，他的政治生命就終結了。可在那個時代，大升大跌隻在瞬息之間，不必有清晰的邏輯，結果，司馬遷的政治生命反而得到了第二次展開。
魏然：
這可能跟漢武帝本人的極權地位有關。這樣的皇帝心裏沒有罪和非罪的界限，禍福隻憑他一句話。
餘秋雨：
在中國古代，皇權高於法律，一個皇帝掌握著一切官員的命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感興趣的是漢武帝這樣的皇帝在這個問題上的特殊表現。他們的雄才大略使他們樂於做一些突破規範的遊戲，把一些高官一會兒投向監獄、一會兒又投向高位，是他們的樂趣。他們似乎在這種快速轉換中享受著權力的快感。
你看，漢武帝把刑後的司馬遷狠狠提升一把，提升得比原來還高，又不說明理由。提升了，還會注意他踉蹌走路的背影，欣賞自己在這位大智者身體上留下的暴虐。我發現，越是有成就的皇帝，越喜歡玩這種故意顛覆理性的遊戲，並由此走向乖戾。漢武帝的這次乖戾，落到了偉大的司馬遷身上，成為他在執政過程中最為可恥的紀錄，比連打幾個敗仗更可恥。由此也可證明，極端權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走向非理性，然後走向罪惡。
魏然：
正如秋雨老師所說的，司馬遷已經領受過民族的偉大和時代的偉大，因此受了冤屈還能堅持寫作，但我讀他寫的《報任安書》，其中說到他自從受了刑之後，汗流終日，一睜開眼睛就想起自己屈辱的往事。我很難想象他在那樣的身體狀態和精神狀態下，如何具體地來完成這部著作。
餘秋雨：
謝謝你提到《報任安書》。這篇文章確實寫到了他近乎崩潰的心理狀態，除了你所記的汗流終日外，還說自己沒有顏麵到父母墳頭祭掃，而且預想以後時間越長，汙垢越重，因此難過得“腸一日而九回”。但是，司馬遷為什麼要對任安說這一切？
多讀幾遍就知道了，他恰恰是要告訴任安，自己咬牙忍受這一切而活下去的理由，就是為寫《史記》而搶得一線生機。所以，他不能答應任安要他去營救的請求，因為這樣做很有可能使這一線生機斷裂。司馬遷的意思是，用自己的命去換任安的命，他毫不猶豫；但是，用《史記》去換任安的命，他拒絕。
生命本是輕微的，但也有可能與泰山連在一起。自己已經與泰山連在一起了，因此不能由於自己而毀了泰山。為此他說出了那句大家都聽到過的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這後麵六個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卻很重要，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不同的生命方向決定了生命的差別”。司馬遷的“泰山”，就是《史記》。
王安安：
秋雨老師曾經說過，《史記》的終筆也就是司馬遷生命的終結。我認為這是一個象征意義的死亡，司馬遷在真實意義上的死亡，並不為大家所記住。這是不是暗藏著一個反諷？司馬遷寫了多少人的生命與死亡，可是作為一個史學家，他自己的死亡卻沒有被後世記住。
餘秋雨：
有一點史料透露，似乎是由於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裏的一些話，還是為朝廷所不容，結果被處以極刑，郭沫若先生為此專門作過考證。隻是史料語焉不詳，很難讓大家確信。一般的說法是：司馬遷總是表達不滿，所以最後被殺。但是，為什麼曆史書上對此不作敘述呢？我想這是曆史學家們對自己開山老祖的一種仁慈，大家都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結局。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司馬遷自己選擇了退場，退得很徹底，讓大家找不到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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