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上次說到的幾段故事，體現了司馬遷的敘事功力。但在整體上，《史記》是一種以第三人稱“夾敘夾議”的散文。
曆史本身就是一篇大散文。它有情節但不完整，有詩意但不押韻，有感歎但無結論——這還不是散文嗎？
而且，最好的散文總是樸素的，他的文筆，像曆史本身一樣樸素。
當時司馬遷身邊充斥的是辭賦之風。辭賦也有一些不差的篇章，但總的來說有鋪張、浮華之弊。空洞的辭章如河水泛濫，又在音節、對偶、排比上嚴重雷同。正是針對這種文字氣氛，司馬遷用樸素無華、靈活自如、搖曳生姿的正常語言寫作，像一場浩蕩的清風席卷文壇。
但是，鋪張、浮華的文風有一種代代再生的能力。直到唐代，韓愈、柳宗元重新呼喚樸素文風，才成氣候。在他們之後，這種呼喚還不得不一再響起，因為那個**病像一種間歇症一樣一次次複辟。
直到今天，請聽聽上下左右那麼多發言、報告、陳述，其中擁擠著多少套話、空話、大話，而且都那麼朗朗上口、抑揚頓挫。更麻煩的是，由於傳染和誘導，越來越多的人覺得那才美，那才叫文學性。
這可能與我們接受的語文教育有關。記得我上初中時在書店裏看到老舍先生寫給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說，寫文章有兩個秘訣，一是盡量不用成語；二是盡量少用形容詞。我當時一看如醍醐灌頂，因為這種說法與我們老師的說法截然相反。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裏一直在兩個“老”字間掙紮：是聽“老師”的，還是聽“老舍”的？最後我作了正確的選擇，聽老舍的。
我當時很疑惑，為什麼老舍主張“盡量不用成語”呢？後來看書多了漸漸明白，成語是人們作一般表述時的通用拐杖，對高水準的文學表述者來說，它很可能變成“類型化”障礙。例如，一個真正的作家在描寫時間過程時幾乎不會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白駒過隙”之類的成語，因為那太偷懶了，除非是黑色幽默。無論是成語還是定型的形容詞，都是經過太多人手的“語言硬塊”，如果作家們不想放棄由自己直接來描寫對象的權利和責任，就一定躲避。
同樣的道理，現代生活中那些互相模仿的四字句現代駢體，聽起來整齊而順口，實際上卻造成了接受上的惰性疲倦，又敗壞了中國語文的生動風姿。
對這個問題，你們有什麼感覺？
王牧笛：
我對寫作腔或者演講腔也有一種強烈的負麵感受。比如那一屆屆的大學生辯論賽，雙方辯手們說的話，隻有形式沒有內容，沒有對一個具體問題的認真思考。基本上現在每場辯論賽最後那位辯手總結的時候都會說：“謝謝主席、對方辯友，大家好！對方辯友，我不得不指出你們的幾個問題，第一，揚湯止沸；第二，指桑罵槐；第三，暗度陳倉；第四，邏輯混亂；第五，概念不清……”基本成了套路。
餘秋雨：
是啊，現在到處都是越來越空洞的排比套路，幾乎創造了曆史之最。
為此，我們不得不向漢代的司馬遷求援。讓他告訴大家，自古以來的好文章，都不喜歡那種整齊的形容、排比、對仗。《史記》裏也不是沒有駢句，但都獲得了嚴格的控製。因此我要向你們提出建議，在寫作中如果不小心突然想出了幾句對仗的句子，有兩句就是兩句，不要湊成四句，如果湊成了四句，那也千萬不要讓它們押韻。世間文字，過巧即偽。司馬遷的《史記》裏有一段，四字句，全押韻，後來的學者就判斷說，這是別人插進去的，因為大家知道司馬遷不會傻到這種程度。
牧笛剛才說到的辯論或演講上的僵硬套路，聽上去讓人討厭，卻是出於一種不自信。現在很多官員報告的套路，遠比你所說的演講比賽嚴重。全講千篇一律的整齊排比，完全不是人類交流的正常語態。我們是一個不善於演講的民族，再加上多少年來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熏陶，一開口就輕鬆不了，也自我不了，不得不抓住那些亮閃閃的堅硬扶手，又為了壯膽而特別大聲。這就形成了一個規律：演講時的語言越整齊、越響亮，就越沒有自信；反之，越樸素、越從容，就越有底氣。
金子：
我記得在小學五六年級稍微有一點語文基礎以後，老師會讓我們買很多的經典作文，背裏麵的形容詞、成語，然後用它們造排比句、對偶句，要押韻。這種大環境下的文化教育，對造成當今的這種狀況有影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