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有，正是這樣教育的結果。再加上一種上下沿襲的官場生態，更使這種文風變得合法，廣為傳播，得不到任何控製。所以我想，你們年紀還輕，是不是一起來幫幫中華文化，做司馬遷、韓愈、柳宗元、胡適、魯迅他們做過的事情，讓大家在正式場合重新學講人話，“文起八代之衰”。
除了中國的文學前輩外，我還想用法國作家雨果的例子來勉勵你們。法國漫長的古典主義傳統中也積累了大量華麗、刻板、削足適履的文字模式和戲劇規程，一度還被看成是上層社會的文明標誌。連莎士比亞的戲在巴黎演出，也因為有不少生活中的普通語言而被拒絕，認為“太俗”。雨果決心衝破這一精致的羅網，花了極大的努力與巴黎民眾的審美習慣搏鬥，甚至組織起了一支青年文化“鐵軍”，領頭的就是戈蒂埃——後來現代派詩人的代表者。大家知道雨果終於勝利了，在雨果之後，法國成了現代藝術最有創造力的中心。
我們現在的語文套路，既比不上雨果麵對的法國古典主義，又比不上中國古代的駢文，因此更不值得留戀。
諸叢瑜：
我覺得這種令人厭煩的文風還是與教育製度有關。很多語文老師也許並不是不知道這樣一種體例對文學本身是一種傷害，但我們用標準化考試來衡量本來不可以標準化運作的文學，所以老師才教學生這樣做。中國的這種“考試文化”，可能在世界上也已經成了一種特殊現象。
餘秋雨：
對，考試製度是一種誘導。明清以後的八股文，就是科舉考試培養出來的怪胎。
好，說過了一係列現代的反麵現象，我們可以回到司馬遷的寫作特色了。他一路樸素，反而使他的敘事魅力畢現。他向我們證明，中國語文的最高本領是質樸敘事，而不是抒情鋪陳。在質樸敘事的過程中，司馬遷還會有一些警句、格言式的點化之筆，提挈全篇。這也就使質樸與哲理互相呼應。
我想問一下各位，《史記》中有哪些話，被你記住了？有沒有語言藝術上的原因？
王安安：
我發現一個規律——一個句子裏動詞比較強的話，就會很生動、簡潔、直指人心。比如，司馬遷說“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從戲劇的角度來看，這些句子是充滿動作性的。人在對動作性的體驗和感受當中，能夠獲得一種快感。
餘秋雨：
對，動詞會使文字出現生氣。因此我們要尋找的警句，最好是一個個“行為結構”。
魏然：
司馬遷的名言警句，常使我一看到就想起相關的故事和圖景。比如“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會讓我想到範蠡、文種、越王勾踐，甚至會想到西施；“圖窮而匕首見”“風蕭蕭兮易水寒”讓我想到荊軻。每當我們引用這些名言警句的時候，都會麵對它背後體現出的一個故事，一個情景。
餘秋雨：
這就是中國語言和西方語言的差別之一：它的哲理品質，一直不離形象。
王安安：
我覺得一種表達如果形成一個反差，在兩個極端遊走，也會有魅力。比如剛才舉的例子，“圖窮而匕首見”，“圖”是很美很柔的東西。結果出現了一把“匕首”，句子一下子就顯得非常有張力。現在很多網絡作家也會用這種方式，但都是些形容詞，比如什麼“冰冷的火焰”“凜冽的激情”之類，雖然不乏才華，但搞得很矯情。
餘秋雨：
當一個句子成為警句格言，在一個缺少哲學素養的國度裏，就有一種近似於法律的職能。“士為知己者死”，這個邏輯建立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人為之而慷慨赴死。但是，那些死亡很可能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對方可以打扮成“知己者”讓你去死。我們鄉間的很多老人，往往用格言來麵對一切事情。可以不懂法律，不講公理，不看人情，隻遵從格言。這是語句的力量，發揮得過頭了，因此也產生了負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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