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安史之亂發生那一年，李白五十四歲，王維五十五歲，杜甫四十幾歲，而孟浩然已經死了十多年。由於他們，我們對於這個事件前前後後的人文生態有了感性的了解。我想知道，在你們的印象中，安史之亂前後，曆史氣氛究竟有些什麼變化？
王牧笛：
安史之亂以後，中國曆史的氣魄小了，憂患多了；坦蕩少了，心機多了；君子少了，小人多了。
餘秋雨：
殘暴和無賴一旦得勢，就會使曆史的品質走向低劣。我對於曆史，一直不太在意別人很重視的話題，而特別注意曆史的品質。
例如對曆史上的各種動蕩事件，本有各自理由，但是為什麼大家都對安史之亂那麼討厭呢？因為它的品質實在太低劣了。你看安祿山和史思明叛亂的時候，對普通老百姓非常殘暴，見人就殺，見城就燒，見房子就毀，一看就知道是邪惡的一群。邪惡不僅對外，也對內。安祿山自己，才過了短短幾年，就被兒子安慶緒殺了，安慶緒又被史思明殺了，史思明又被兒子史朝義殺了，史朝義最後自殺。在這個過程當中，史思明曾想投降唐朝，但投降之後不久又背叛了——這些事實足可證明，這些人真是一群烏合之眾。他們自己內部的基本倫理，都沒有建立起來。整體品質低劣，比他們的政治主張更加致命。
在邪惡的追逐下，高貴的皇室也失去了高貴。安史之亂發生不久，長安城就淪陷了，唐玄宗隻能出逃。在出逃的半路上他犧牲了楊貴妃。當時唐玄宗已經年邁，已經沒有恢複高貴的絲毫力氣。在這種情況下，唐玄宗作出兩個決定：一方麵讓自己在揚州的兒子李磷守住江南；另一方麵，同意西北的另一個兒子李亨繼位，自己成為太上皇。這樣才使唐朝得以維持，但已經沒有雄健之氣。
文化要關注的就是這種“氣”，這與曆史學家的眼光很不一樣。在曆史學家看來，“氣”太空泛，而對文化人來說，最值得捕捉的隻有“氣”。“氣”的直接表現，就是文化氣氛。
王安安：
我覺得盛唐的那種愉快氣氛再也沒有了，甚至對中國文化史來講，這種愉快氣氛再也沒有了。
餘秋雨：
對，曆史失去了愉快。這很要命。
費晟：
另外，文化創造的製度環境也喪失掉了，中央出現宦官專權，地方出現藩鎮割據，大量財富和文明成果被耗損，甚至毀滅。作為當時的文化人，不僅居無定所，而且失去了最起碼的物質和精神的支柱。
餘秋雨：
你說得很深刻，失去了“文化創造的製度環境”。這是文化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