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蒙古族語文傳統(1 / 2)

在多語種比照方麵,1741年至1742年間,任北京藏梵學院院長的貢布紮布與章嘉等人一起主持編寫了藏蒙詞語對照大辭典《智慧之源》。該書係為翻譯《丹珠爾》而作的前期準備,因而編寫方式是對《丹珠爾》中出現的藏文詞語作蒙古文的解釋。此書出版後對後期蒙古語詞彙產生一定影響,許多名詞術語被蒙古語所吸收。時隔近一個世紀,1838年阿旺丹達爾又編寫一本藏蒙對照詳解詞典《詳解月光辭典》來補充《智慧之源》收詞上的不足。作者收詞範圍廣及前人各類詞典和經書,編排上也更為合理、方便。滿、蒙對照詞典的編撰比藏、蒙更早些。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拉錫、丹金、阿日畢德呼等編成《滿蒙文鑒》。這本滿蒙文對照分類雙解詞典分天文、地理、人事、五行、四時等280個門類,共收詞一萬餘。清乾隆八年(1743年)班第、那彥泰、奈曼泰等將此書改版重印,采用滿文字母拚寫蒙古語詞,以更準確反映口語讀音,便於滿族學習蒙古語。由於全書有二十一卷,故又名《二十一卷本詞典》。

與蒙古語族接近的契丹語的研究始於遼王朝的建立。唐末,迭剌部首領阿保機統一契丹及鄰近各部,於916年建立遼(983—1066年重稱契丹)王朝,與五代和北宋並存。遼神冊五年(920年),太祖耶律阿保機命突呂不、魯不古等人在漢人協助下創製契丹文字。這種文字是表意方塊字,用增減漢字筆畫或直接借用漢字的形式製成,又稱契丹大字,據傳有數千字。今存於遼代墓誌(如耶律延寧墓誌、北大王墓誌、故太師銘石記、肖孝忠墓誌)和碑刻中。遼天顯元年(926年),阿保機之弟耶律迭剌又創製拚音形式的契丹文字。這種文字利用漢字和契丹大字的筆畫形體,參考回鶻文字,製成370多個“原字”(表音符號),按數種排列組合模式拚寫成詞。拚寫方式因原字的書體而異。正楷、行草之原字采用層疊組合,篆體之原字采用魚貫組合。這種契丹拚音文字又稱契丹小字,現存於遼代墓誌(如《興宗哀冊》、《肖令公墓誌》殘石、《耶律仁先墓誌》等)和金代碑刻(如《郎君行記》)和墓誌(如《肖仲恭墓誌》)中,其中《郎君行記》為現存唯一契丹文與漢文對譯的材料。近代對契丹文的研究始於王靜如1933年所撰《遼道宗及宣懿皇後契丹國字哀冊初釋》和1935年所撰《契丹國字再釋》。由於契丹文隻使用了300餘年,且契丹語已成為死語言,加上缺乏辭書和對譯材料,因而契丹文的研究成為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的一大難題。而這一難題又非常重要,因為契丹文的創製是我國東北地區創製少數民族文字的先聲,西夏文、女真文的創製都受契丹文形式的影響。

在多語種比照方麵,1741年至1742年間,任北京藏梵學院院長的貢布紮布與章嘉等人一起主持編寫了藏蒙詞語對照大辭典《智慧之源》。該書係為翻譯《丹珠爾》而作的前期準備,因而編寫方式是對《丹珠爾》中出現的藏文詞語作蒙古文的解釋。此書出版後對後期蒙古語詞彙產生一定影響,許多名詞術語被蒙古語所吸收。時隔近一個世紀,1838年阿旺丹達爾又編寫一本藏蒙對照詳解詞典《詳解月光辭典》來補充《智慧之源》收詞上的不足。作者收詞範圍廣及前人各類詞典和經書,編排上也更為合理、方便。滿、蒙對照詞典的編撰比藏、蒙更早些。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拉錫、丹金、阿日畢德呼等編成《滿蒙文鑒》。這本滿蒙文對照分類雙解詞典分天文、地理、人事、五行、四時等280個門類,共收詞一萬餘。清乾隆八年(1743年)班第、那彥泰、奈曼泰等將此書改版重印,采用滿文字母拚寫蒙古語詞,以更準確反映口語讀音,便於滿族學習蒙古語。由於全書有二十一卷,故又名《二十一卷本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