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以為自己是缺少父愛情感的男人。
結婚後，我很怕過早負起父親的責任。因為我太愛安靜了。一想到我那十一平方米的家中，響起孩子的哭聲，有個三四歲的男孩兒或女孩兒滿地爬，我就覺得簡直等於受折磨，有點兒毛骨悚然。
妻子初孕，我堅決主張“人流”。為此她備感委屈，大哭一場——那時我剛開始熱衷於寫作。哭歸哭，她妥協了。
妻子第二次懷孕，我鄭重地聲明：三十五歲之前決不做父親。她不但委屈而且憤怒了，我們大吵一架——結果是我妥協了。
兒子還沒出生，我早說了無窮無盡的抱怨話。倘他在母腹中就知道，說不定會不想出生了。妻臨產的那些日子，我們都惴惴不安，日夜緊張。
那時，妻總在半夜三更覺得要生了。已記不清我們度過了幾個不眠之夜，也記不清半夜三更，我攙扶著她去了幾次醫院。馬路上不見人影，從北影到積水潭醫院，一往一返慢慢地小小心心地走，大約三小時。
每次醫生都說：“來早了，回家等著吧！”
妻子哭，我急，一塊兒哀求。哀求也沒用。
始終是那麼一句話——“回家等著，沒床位。”
有一夜，妻看上去很痛苦，但她咬緊牙關，一聲不吭。她大概因為自己老沒個準兒，覺得一次次地折騰我，有點兒對不住我。可我看出的確是“刻不容緩”了——妻已不能走。我用自行車將她推到醫院。
醫生又訓斥我：“怎麼這時候才來？你以為這是出門旅行，提前五分鍾登上火車就行呀！”
反正你要當父親了，當然是沒理可講的事了。
總算妻子生產順利，一個胖墩墩的兒子出世了。
而我是半點兒喜悅也沒有的，隻感到舒了口氣，卸下了一種重負。好比一個人的頭被按在水盆裏，連嗆幾口之後，終於抬了起來……
兒子一回家，便被移交給一位老阿姨了。我和妻住辦公室。一轉眼就是兩年。兩年中我沒怎麼照看過兒子。待他會叫“爸爸”後，我也發自內心地喜愛過他，時時逗他玩一陣。但是從所謂潛意識來講是很自私的——為著解悶兒。心裏總是有種積怨，因為他的出生，使我有家不能歸，不得不棲息在辦公室。
夏天，我們住的那幢筒子樓，周圍環境肮髒。一到晚上，蚊子多得不得了。點蚊香，噴藥，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蚊子似乎對蚊香和蚊藥有了很強的抵抗力。
有天早晨我回家吃早飯，老阿姨說：“幾次叫你買蚊帳，你總拖，你看孩子被叮成什麼樣了？你真就那麼忙？”
我俯身看兒子，見兒子遍身被叮起至少三四十個包，臉腫著。可他還衝我笑，叫“爸……”我正趕寫一篇小說，突然我認識到自己太自私了。我抱起兒子落淚了……
當天我去買了一頂五十多元的尼龍蚊帳。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修曉林初次到我家，沒找到我。又到了辦公室，才見著我。我挺興奮地和他談起我正在構思的一篇小說，他打斷我說：“你放下筆，先回家看看你兒子吧，他發高燒呢！”
我一愣，這才想起——我已在辦公室廢寢忘食地寫了兩天。兩天內吃妻子送來的飯，沒回過家門——
從這些方麵講，我真不是一位好父親。如今兒子已經五歲了。我也已經三十九歲半了。人們都說兒子是個好兒子。許多人非常喜歡他。我的生活中，已不能沒有他了。我欠兒子的責任和義務太多。至今我覺得對兒子很內疚。我覺得我太自私。但正是在那一兩年內，我艱難地一步步地向文壇邁進。對兒子的責任和自己的責任，於我，當年確是難以兩全之事。
兒子愛畫畫，我從未指導過他。盡管我也曾愛畫畫，指導一個五歲多的孩子，那點兒基礎還是夠用的。
兒子愛下象棋。我給他買了一副象棋，卻難得認真陪他“殺一盤”。他常常哀求：“爸爸，和我殺一盤行不行啊？”結果他養成了自己和自己下象棋的習慣。
記得我有一次到幼兒園去接兒子，阿姨對我說：“你還是作家呢，你兒子連‘一’都寫不直，回家好好下功夫輔導他吧！”
從那以後，我總算對兒子的作業較為關心。但要輔導他每天寫完幼兒園的兩頁作業，差不多也得占去晚上的兩個小時。而我尤視晚上的時間更為寶貴——白天難得安靜，讀書寫作，全指望晚上的時間。
兒子曾有段時間不願去幼兒園。每天早晨撒嬌耍賴，哭哭啼啼，想留在家裏。我終於弄明白，原來他不敢在幼兒園做早操。他太自卑，太難為情。以為他的動作，定是極古怪的，定會引起哄笑。
我便答應他，做早操時，到幼兒園去看他。我說話算話。他在院內做操，我在院外做操。有了我的奉陪，他的膽量壯了。
事後我問他：“如果你連當眾伸伸胳膊踢踢腿都不敢，將來你還敢幹什麼？比如看見一個小偷在公共汽車上扒人家腰包，你敢抓住他的手腕嗎？”
他沉吟許久，很嚴肅地回答：“要是小偷沒帶刀，我就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