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父親的五封信之一：我第一次走進你
父親：
這是我第一次走近你。
到今天，你已經行上大遠100天了……
你的書房大抵照原未動，打開書桌抽屜，一個個牛皮紙的大信封裏，裝著你寫於各個年代、幾經動蕩終於得以保存下來的寫在信紙上的部分日記，以及讀書劄記和唐詩摘抄。兩個紙質已經發脆泛黃、廉價得像是中學生用的筆記本裏，留下的是寫於“文革”期間的若幹“自我批判”、“請罪書”、“檢查與交代”的底稿，每一份前均有編號，雖然沒能全部保存下來，但現存的最大編號是23。
我大致翻閱了一遍。你的日記一向簡明而又客觀，如同你的專業——法學，你在六十年代曾教過的“形式邏輯”。在淪陷於人民之外時，日記裏不過多是些開支帳；在重回人民的懷抱後，日記也大抵是一份翻版的工作日程表。除了難以忍受且耗費時日的病痛有所記載，其他的個人情況，尤其是內心世界，一概隱去了。
你好象是一隻蠶，而且是一隻異常清醒的蠶，十分明白唯有綿長不倦往死裏吐絲，因為這個世界從本質上說，從不會去注意一隻蠶在想什麼；又好似一具泥菩薩，無論命運有過怎樣劇痛的撕裂，你不會有長恨歌哭，人生旋轉的舞台將你由暗處突然轉去了明處，你也不會亦驚亦喜……
最初的印象是，你似乎是一個內向的人，蠶蛹般封閉著自己，即便是你的長子，我也難走近你。
在一份編號為12的材料裏，我看見了曆史烙在我們心靈上的傷疤，這是一道長長的傷疤，扭曲在一個不是太遙遠的蹂躪人性的年代——那時，父親不像父親，兒子更不像兒子。
1968年“三查”運動，我被牽涉進本省著名的“421”專案。據當年省革委會保衛部一個副部長在大會上說：這是一批省裏的大叛徒、大特務、大走資派躲在幕後，指使一班娃娃們在前台搞反革命活動，上麵與王力、關鋒、戚本禹有聯係，外麵與台灣掛了鉤……作為“右派”子弟的我，本來無資格混跡於其中，隻因為班上有一個幹部子弟被人供為“司令”，和他同一個戰鬥隊的五、六個同學，包括我，也就如同下餃子似地被下到了他的“麾下”，我此生名字後從未帶過“長”，唯一的一次，便是這“地下反共救國軍”的“參謀長”了……
為此，你受我的牽連，也關了半年。專案組當然要你交代與我的關係，在這份材料裏，你寫道——
從60年下半年胡平進師院附中後，直到68年6月，除了63年這一學年外，就我的記憶所及，他都在學校膳宿，平日很少回家，一般說來，隻是當他要錢要衣物的時候，才會回家找我。不然的話，他雖然回家了，也隻是到廚房裏搞點吃的東西，或是到他妹妹房間裏去要她們為他補補衣服，一當目的達到，他就徑直回校去了。在這段期間，特別是在他漸漸長大以後，我也很少主動找他，更少有思想見麵的時候。我們二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搞得這樣不融洽，從我的思想上來檢查，主要是他的某些言行，觸犯了我的“自尊心”，引起了我的“自卑感”。
第一，他在讀初三時，有一天，我發現在我讀過的某一本書上，在我寫的眉批旁邊，他作了一個“在學術上很用功，在政治上很糟糕”（大意如此）的批語。大概在他讀高一時，我看到過他的一篇作文中，提到過，他之所以不能入團，不能當上班幹部，主要是由於家庭出身不好。第二，他在閑談中，有時提到某某之所以沒有考上大學，或者某某之所以未能這樣那樣，是由於某某的父親是一個右派這一類的言論。第三，有時當我要他這樣那樣的時候，如果不合他的心意，他便以粗聲粗氣的語調回答我，態度是不好的。
（比如，從他小時候起，我就希望他不要學文科，為的是搞文科工作，在我當時看來是很擔“風險”的。在他讀初中時，我希望他學工，到了他念高中，看到他的數學成績還好，我就希望他學數學。就是他讀高二、高三，明確表示對學理工無興趣，已確定搞文學創作為其誌向時，我還是勸他學外文……他沒有一次不當做耳邊風，或者當時就頂撞我。）
基於上述這些原因；我主觀上認為，由於我在57年劃為右派，我在他的心目中，已沒有應有的地位，而我這個曆史的汙點，又屬於無可挽救的事情，因而要想恢複作為一個父親的尊嚴，殆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我便不願找他多談，更不願談心，生怕談得不好，關係會愈弄愈僵，甚至會造成下不了台的局麵……
是的，父親，在近十年的時間裏，在我打量你的目光裏，浮動著冰屑似的冷漠，可隻要一走出這個家，這冷漠很快化成了陽光下的冰屑。
一直到了高三的最後一個學期，全班的51名同學裏，已有中共預備黨員2人，團員47人，而我還不是團員。為了那枚朝思暮想的金光閃閃的團徽，我熱情高漲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寫下了一本本心得筆記，這些筆記，若是毛本人看了，他老人家也該感動。我每天總是提前半小時到教室，撣課桌灰，抹講台，擦黑板，心裏裝著雷鋒這尊做好事不留名的英雄，耳朵裏卻期待能聽到有向教室裏走來的腳步聲……
每當遇到團支部書記，或者哪個預備黨員、團支部委員，我總要充分調動起臉上的每一道紋理，以盡力拚湊起一個謙恭的笑容，它還不能給對方一個做作的感覺，否則，他（她）會想，這家夥想混進團內。這謙恭應該比較單純，最好是能有虔誠的味道，讓對方既享有在學生時代便能主宰他人命運的快感，又能讓他（她）對我脫胎換骨、決意要做一個新人不存戒心。每天晚餐前或是下了晚自修，我翹首期待著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款款走來，要找我談話，讓我彙報近一階段的思想；如同今天的少男少女歌迷，冬夜的寒風裏，在賓館門口一站兩、三個鍾頭，期待著可能打此經過的哪位“天皇巨星”的垂青，哪怕隻是投來驚鴻快影似的一瞥，他們也甘之如飴……
是的，父親，也是在近十年的時間裏，我對你的一份苦心孤旨，絕對地報之以一份倨傲。
似乎我有些表演的天賦，該去讀的是戲劇表演專業，可我從小愛上的卻是文學。小學五年級時，居然塗鴉了一個“電影劇本”，題目叫《朝霞朵朵》，投寄給了《電影文學》雜誌，我記得，郵寄費的二毛多錢，還是一個同學給的。在中學，劉白羽、楊朔的《紅瑪瑙集》、《東風第一枝》、《雪浪花》，讓我如癡如醉，抄錄不倦；賀敬之的《雷鋒之歌》、《在西去列車的窗口》，令我吟哦難迭，熱血沸騰……
現在想起來，那個年代的文學，給情感正在沙化、精神正在變得粗礪起來的那個年代，塗上了一層玫瑰色；也因為畢竟還是文學，與一切非文學的越來越劍拔弩張起來的文字相比，它還能暫時鬆弛人們已被繃得太緊的神經。
我的作文成績在班上總是名列前茅，坐在台下聽老師洋洋灑灑地向全班同學講評自己的作文，那心裏蜜甜的滋味，對於從小向往出人頭地、可命運多蹇又難出人頭地的我來說，遠甚於今天看見自己昨日買的幾支股票，一夜之間成了一匹黑馬，一路躥紅，牛氣衝天。我自信自己是塊搞文學的料子，而且連著人學的文學，應該少些文學圈外的偏執與勢利，會接納我這個破落戶子弟……
父親，因為我的言行，使你深感一個父親的尊嚴被踐踏了，而努力站去革命的旗幟下，以獲得前途兼有尊嚴的我，其實又何曾有過一時一刻的尊嚴？
一場噩夢過後，在我有條件提起筆來寫東西的時候，我就在心裏投下一個鐵錨般的誓言：即便流水被眾多的人描繪成了金箔，而真似乎成了金箔，並讓世界一片金光閃閃，我也決不在筆下的一行文字裏摻水。
這些年來，凡寫道老三屆人命運的文字，我很難被一股溫情脈脈的懷舊思緒所籠罩，深感在我們這代人關於青少年時代的記憶裏，並不存在一個雲蒸霞蔚的五彩童話。我的筆下更投射不出一種英雄主義的精神，這是一種難靠內涵隻能靠氣勢去展現的英雄主義精神，可在它的打扮下，本在一場民族的浩劫、一座青春的煉獄裏九死一生的我們，儼然成了本世紀三十年代的熱血青年，滿懷激情與詩意，去了一趟驚濤裂岸、高粱如火的黃河之濱回來——我感到的是，唯有深深的恥辱與痛苦，看起來，我是在寫我們這代人，但實際上，我更多的是在勾勒我自己這類“黑五類”子弟。
自1957年以來，一個接一個有如車水馬龍的運動，頻繁地製造了一批又一批決非是“百分之五”的“百分之五”，同時也就製造了一批又一批幾乎從一下地就蒙受歧視的孩子。他們從懂事起，就隱隱約約覺得，生活在他們的額頭刻下了兩個無形的紅字——“賤民”。
他們大都崇尚知識的力量，有著較好的學養稟賦，卻不得不持久地批判自身，以證明自己“脫胎換骨”；他們內心鄙視某些幹部子弟，卻不得不整日拚湊起謙恭的笑容，以證明自己“靠攏組織”。
從《中國青年報》上的通欄標題“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去對待一切，分析一切”，到毛主席寫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他們總感到風聲鶴唳；從學校組織吃憶苦飯，到聽老工人、老貧農訴說血淚仇——他們總有芒刺在背。
壓抑感與不安全感，將他們的靈魂絞成麻花，把他們的言行捆成粽子。無數嚴峻的事實在提醒他們：“有成份論”是鐵打的，銅鑄的；而“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不過是沙擰的繩，風塑的塔。因此，他們最大的安慰，是聽說了毛主席出身於富農，周總理也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
他們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與“反動家庭”劃清界線，那是一種分裂了的二重人格——一邊，得像狼崽一樣撕咬出父母心頭的血淚，一邊又像羊羔一樣依靠著長輩的養活。除了領取生活費，他們極少回家，盡量少跟父親說話，既怕他流露出什麼，會經不住階級鬥爭觀點的分析，更怕他真流露出了什麼，自己雖是兒子，更是決心跟黨走的青年，將陷入批判還是保持沉默的兩難境地……
在共和國的憲法上，他們和其他公民一樣，都是站著的人，但是在現實社會裏，他們卻是跪著的人。（《井岡山紅衛兵二十周年祭》，《中國作家》87年第一期）
父親，當我真心思索起你和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是我和我這一代青年，被一場“革命”拋棄了的時候。猶如一名被灌醉的少女從昏睡裏蘇醒，一看，痛徹心脾地發現自己失去了童貞，正是失去了政治童貞的我，才有可能洞悉中國政治運動的基本秘密——
它總是在神聖的旗號下進行的一場倒行逆施，在熱烈而又浪漫的詩情掩飾下的一種精神返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