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當58年在全國出現轟轟烈烈的教育大革命高潮的時候，我在內心裏是讚同“學校的中心任務是搞好教學，增多勞動時間就會降低教學質量”、“江西共大、南豐桔子大學不正規，不像個大學的樣子”等反動言論的。正因為這樣，所以一當劉少奇一夥攻擊這次教育革命是“亂、偏、糟”並下令解散不少半工（農）半讀學校的時候，我就非常首肯。
其實，在古往今來的一切反動統治階級，無一不是把學校教育作為國家政權的組成部分，將他們本階級的德育放在第一位的。他們宣稱的“教學中心”、“智育第一”、事實上從來也沒有存在過。他們如此宣揚，隻不過是替他們赤裸裸的反動教育製度的外衣塗上一層保護色而已……即以劉少奇這一夥而論，他們大肆宣揚這一套，就是為了遮人耳目，顛倒德育與智育的關係，抽掉無產階級政治，在“分數第一”、“業務掛帥”、“技術至上”的幌子下，以“成名成家”、“讀書做官”為釣餌，力圖把學生訓練成為資產階級的接班人，將學校蛻變成為複辟資本主義的橋頭堡。我讚同他們這樣的觀點，並在教學實踐中，忠實地執行了他們的主張，正足以說明自己的世界觀、自己的思想體係和他們是脈絡相通的。
又如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當他們掀起一股“三自一包”妖風的時候，我私心認為，實行“三自一包”，就可以刺激人民群眾生產的積極性，增加生產，使國民經濟早日得到恢複和發展。我並且從自由市場購買過幾次雞、肉、蛋、黃豆一類的副食品，以36元高價出售過一件舊毛料上衣。現在認識到，他們鼓吹“三自一包”，就是要瓦解國營企業的全民所有製，破壞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全麵恢複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命運都斷送了，那裏還談得上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呢……
四摘帽後我的主要罪行以及我現在對這些罪行的認識
62年春，承蒙黨再一次對我的寬大處理，摘去了我的右派帽子，並在６３年夏天，將我調到中文係搞教學工作，這時我在內心裏是非常感謝黨的，並願在今後的工作中為黨做出一點真正有益的事情來。但是，事與願違，由於自己的世界觀在摘帽前沒有得到認真地改造，有如以上所雲，在摘帽後又沒有積極努力，認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我又繼續犯下了不少的罪行，這主要是：
第一，在62年下學期，我寫了一篇《孔子研究》，在文章中，我雖然認為孔子的政治、哲學思想是為當時的奴隸主階級服務的，從而是反動的，但我卻以為他的教育思想，例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等教學方法還有可取的地方，還值得我們學習。我的錯誤不止是在我根本抹煞了孔子的教學方法是為他的教學內容服務的……更主要是在當劉少奇一夥大肆宣揚孔孟之道，妄圖要我們黨放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我成了追隨他們的一員，要人們離開現實的階級鬥爭，關門“學”、“誨”，以便“修養”成為資產階級的“馴服工具”，向帝、修、反屈膝投降。
第二，到中文係後，我擔任了部分的邏輯課的教學。在講課的時候，私心以為，這門課程的一些基本規律，既然遠在亞曆士多德時代就已經確定了，那就談不上要以無產階級政治來統帥它，隻要把這些規律講清楚了，使同學們能夠運用它，就算達到了目的……因而這一看法就有鮮明的資產階級思想作指導。其次，我在講授業務知識時，我又把它看成是一個寶塔式的概念推演係統，我隻問這個係統是否合乎邏輯，而不問它在現實生活中是否有用……我在這方麵所犯罪行的實質是，在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支配之下，要同學不要無產階級政治，要同學與三大革命實踐相脫離，要同學讀死書、死讀書，總之，我是在和黨爭奪青年一代，企圖把他們變為資產階級的接班人。
第三，在對待自己子女的教育問題上，我要求他們“學有專長”，走“成名成家”的白專道路；散布過學社會科學“危險”的論調，希望老大學工，老二學醫，老三學農。在一切要“三思而行”的幌子下，要他們學會“明哲保身”的處世方法，做一個謹小慎微實質上卻是表裏不一的偽君子。提到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這條綱上來認識，我在對待子女問題上的所作所為，也依然是在和黨爭奪青年。
五我在這次運動中被揪出來後為什麼會有抵觸情緒以及我現在的認識
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後不久，我就被揪了出來。對於自己被揪這一事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是具有抵觸情緒的。我錯誤地以為，我被揪了出來的主要原因，是我曾被劃為右派；但是我想，我的右派帽子，既已摘去，就不應仍以右派的身份來對待我。通過不斷地學習，我逐漸認識到，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在摘帽問題上，將一些還不具備條件的人摘去帽子。因而在這次運動中，革命群眾把某些雖已摘去帽子但還具有疑問的人揪了出來重新進行審查，正是對革命負責的表現，是完全應該的……因之，在這次運動中，群眾把我揪了出來，正是為了挽救我，使我能在運動中再一次接受教育，以便自己真能脫胎換骨，重作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