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長的時間裏，這座橋，在小鎮大抵是被人忽略的。近半年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因為不斷有人爬上橋去尋死，忘川大橋一時間聲名遠播。時至今日，許多人大抵都淡忘了第一個爬上大橋的人，我的攝影師朋友不會忘卻，我也不曾忘卻。那天我坐在窗口，像現在一樣，望著窗外發呆，其時正是春天，忘川大橋橋頭高大的木棉盛開滿樹的紅，像沒有溫度的火。我看到許多人往橋上湧，我看到車輛像一群甲蟲，從橋的兩頭向中間擠，然後被警戒線擋在了橋上，於是甲蟲們見縫就往前麵鑽，還有甲蟲從四麵八方彙集而來。我是先發現滿橋的甲蟲，然後再發現有人爬上了橋的。那次，爬橋人從橋上一躍而下。從我的角度看，他更像是一朵木棉花，輕盈地從鋼架橋上飄零。後來我想，是他那件醒目的紅衣給了我這深刻的印象。而我的攝影師朋友，用相機記錄下了整個過程。紅衣人從橋上躍下的一瞬間，被他定格在鏡頭上，美輪美奐。第二天，這座橋，連同那跳橋的人，一起出現在了報紙和電視上。我從報紙上得知他跳橋的原因，這原因如同那個有關彩虹的比喻一樣司空見慣，比比皆是：
一個打工仔，被廠裏的機器弄斷了手。老板不肯賠錢，原因是他並不是開衝床的工人，隻是一個做搬運的雜工，卻跑進了衝床車間亂動機器。也許，他是想學會一門技術，比方說開衝床，這樣他將能拿到比當雜工高一些的工資；也許，隻是出於好奇，他還很年輕，正是好奇心很強的年齡。總之是，他不該摸那衝床。他失去了一隻手，被老板踢出了廠。他可能也想過許多辦法為自己討還公道，然而未有結果。如果不是走投無路，他不會想到用放棄生命來示警。他爬上了鋼架橋。現在，沒有人知道，他在爬上橋之前，經曆了怎樣的心理，也沒有人想要知道。蜂擁而至的記者們站在客觀的立場報道了此事，他們采訪了老板，讓老板也有表達的機會。我還記得那老板的樣子，他身體單瘦，背有些駝，臉上很疲憊。老板似乎很無奈，他說金融風暴來了，他這樣的小企業，本來就風雨飄搖，他說那打工仔不是衝床工卻要跑去開衝床，被弄斷了手，他也很同情，雖哀其不幸，但更怒其不爭。這個“其”，當然是指那斷了手的打工仔。老板說他對打工仔的事不負責任。記者問老板，那該誰負責？老板說這個問題你不要問我。後來的結果怎樣我們不得而知，報紙和電視未有跟進，第二天，媒體又找到了比跳橋有噱頭的新聞。
我的攝影師朋友，大約是第一個見到紅衣打工仔爬上橋的人。他說當時他和平時一樣，在忘川大橋上尋找。當他看到有人在爬橋時，本能地舉起了手中的相機，記錄下了紅衣打工仔從爬橋到跳下來的全過程。他拍下了一組美得殘忍的照片，卻讓我感到一絲隔膜與冰冷。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交往淡了下來。這事過去後不久，在橋邊的人行道上，出現了一個乞討的女人，女人長時間跪著。她的麵前攤開著一張報紙，報紙上報導了紅衣打工仔的跳橋事件。她的麵前還攤開著一張白紙，上麵寫著一些話，大意是，她是那跳橋孩子的母親，來城裏處理孩子的後事，也拿到了一些撫恤金，但錢被小偷偷了，她回不了家，希望好心的路人施舍一點回家的路費。報紙和白紙的四角壓著幾塊石子，一些零星的鈔票散落在紙上。我每天都從女人身邊經過，也曾經往她的麵前扔過硬幣。女人在橋上待了很久，以至於我把她當成了橋身的某個固定結構，直到某一天她突然消失。也許她籌集齊了回家的路費吧，我想。後來我偶然在木頭鎮火車站廣場見到了那女人，她依然在乞討，但麵前白紙上的求助換了一個說法。我無權譴責她利用人們的同情心騙人。當街跪下，是需要極大勇氣的。也許，當跪下成為一種職業習慣時，她的內心已然麻木。但她的第一次跪下，一定經曆了我們難以想象的掙紮，我一直想不明白，是什麼給了她這樣做的勇氣。
在很長的時間裏，這座橋，在小鎮大抵是被人忽略的。近半年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因為不斷有人爬上橋去尋死，忘川大橋一時間聲名遠播。時至今日，許多人大抵都淡忘了第一個爬上大橋的人，我的攝影師朋友不會忘卻，我也不曾忘卻。那天我坐在窗口，像現在一樣，望著窗外發呆，其時正是春天，忘川大橋橋頭高大的木棉盛開滿樹的紅，像沒有溫度的火。我看到許多人往橋上湧，我看到車輛像一群甲蟲，從橋的兩頭向中間擠，然後被警戒線擋在了橋上，於是甲蟲們見縫就往前麵鑽，還有甲蟲從四麵八方彙集而來。我是先發現滿橋的甲蟲，然後再發現有人爬上了橋的。那次，爬橋人從橋上一躍而下。從我的角度看，他更像是一朵木棉花，輕盈地從鋼架橋上飄零。後來我想，是他那件醒目的紅衣給了我這深刻的印象。而我的攝影師朋友，用相機記錄下了整個過程。紅衣人從橋上躍下的一瞬間，被他定格在鏡頭上，美輪美奐。第二天，這座橋，連同那跳橋的人，一起出現在了報紙和電視上。我從報紙上得知他跳橋的原因，這原因如同那個有關彩虹的比喻一樣司空見慣，比比皆是：
一個打工仔，被廠裏的機器弄斷了手。老板不肯賠錢，原因是他並不是開衝床的工人，隻是一個做搬運的雜工，卻跑進了衝床車間亂動機器。也許，他是想學會一門技術，比方說開衝床，這樣他將能拿到比當雜工高一些的工資；也許，隻是出於好奇，他還很年輕，正是好奇心很強的年齡。總之是，他不該摸那衝床。他失去了一隻手，被老板踢出了廠。他可能也想過許多辦法為自己討還公道，然而未有結果。如果不是走投無路，他不會想到用放棄生命來示警。他爬上了鋼架橋。現在，沒有人知道，他在爬上橋之前，經曆了怎樣的心理，也沒有人想要知道。蜂擁而至的記者們站在客觀的立場報道了此事，他們采訪了老板，讓老板也有表達的機會。我還記得那老板的樣子，他身體單瘦，背有些駝，臉上很疲憊。老板似乎很無奈，他說金融風暴來了，他這樣的小企業，本來就風雨飄搖，他說那打工仔不是衝床工卻要跑去開衝床，被弄斷了手，他也很同情，雖哀其不幸，但更怒其不爭。這個“其”，當然是指那斷了手的打工仔。老板說他對打工仔的事不負責任。記者問老板，那該誰負責？老板說這個問題你不要問我。後來的結果怎樣我們不得而知，報紙和電視未有跟進，第二天，媒體又找到了比跳橋有噱頭的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