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倫》定稿之後，掩卷閉目琢磨了一陣，覺得以前出版的《人精》、《人道》與這部《人倫》，三部書之間的人物和故事毫無關係，但有一點相同，都帶有“勸誡”的意思。
《人精》寫的是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暴發戶”，“暴發戶”算不上企業家，那麼這些暴發戶有錢後人生的路究竟該怎麼走？是努力提升自己，成為對社會更有用的“企業家”，還是去揮金如土，在燈紅酒綠中生活？書中主人公賴四唱了一段《醒世歌》，那段《醒世歌》是《人精》的精髓。
《人道》寫的是官場邊沿人物，其實就是“小官官”。書中塑造了兩個女人，一個叫楊曉靜，一個叫馬裏紅。楊曉靜是個溫潤如玉、熱心為民行醫的謙謙君子，而馬裏紅卻是不擇手段、醉心做官。我寫這兩個人物的目的是要張揚楊曉靜那種不是為做官，而是為百姓服務的做官之道。同時，也想呼喊一聲，對當官之事還是順其自然，不必強求。雷達、閻鋼、賀紹俊老師一致評價，這部書是當下第一部官場勸誡小說。
《人倫》這部書是教人在當今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中如何“立身”。劉震雲先生的話真是“一句頂一萬句”，他說，《人倫》也可以換個書名，叫《醒世書》。《人倫》也算是個農村題材，因為它是由兩個家族的恩怨情仇衍生出來的故事。《人倫》是從一個事件切入，但並不寫事件，而是寫事件之外的事，通過描寫幾個人物在這個“事件”麵前的表現而演繹出的“眾生相”。《人倫》寫起來，我感到與寫前兩部相比，有些吃力，它不像寫賴四、楊曉靜、馬裏紅這些人物那麼好把握，可以說《人精》、《人道》都是一氣嗬成、一筆寫就，而《人倫》寫了兩稿。因為要把一個本屬消極的題材寫出積極意義來，既要描寫人物之間複雜的矛盾衝突，同時又要用和諧的琴弦撥動人心。所以，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也是“摸著石頭過河”，寫上幾章就要送給朋友們看看，聽聽他們的意見再寫，甚至還拿到鄉下去，讓中學時代的“文友”去看，得到大家認可了，我寫著才踏實。
說到“勸誡”還有一層意思，並不是我要刻意去說教誰。這是我的寫作習慣和思維方式，也是無形中形成的。這可能與我的出身和經曆有關係吧，是我的責任感讓我選擇這樣的題材，采取這樣的表現手法，給作品這樣的“立意”。我曾經說過，一個作家不能為寫小說而寫小說，寫的小說讓讀者看了能夠受益或得到啟示，才能對得起讀者，因為你沒有浪費讀者的時間。如果一部小說讓讀者看了隻起“消遣”和打發時間的作用，那和“搓麻將”、“打撲克”又有什麼分別呢？
說到這裏，還要感謝二月河、賈平凹、周大新、劉震雲、何向陽、李佩甫等幾位文學大家，感謝他們在這三部書的寫作和出版過程中給予的關心和支持！
2012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