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具有空間特性。處在不同的地理空間，由於資源條件和周邊環境的不同，現代化的經濟技術結構就會有所不同。如美國和日本，由於人口和土地等要素條件的不同，美國和日本的農業現代化模式就不同。
現代化也具有時間特性。一個國家處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其現代化的路徑選擇會有所不同。現代化不能離開曆史和傳統，對於曆史傳統不相同的國家，其精神的沉澱和物質的積累是不相同的，這就決定了現代化的起點和基礎的不同，從而現代化的路徑也將是不同的。
現代化的內容包括三個層麵：一是物質層麵的現代化，主要體現在生活的豐裕、收入水平的提高等方麵；二是精神層麵的現代化，主要體現在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和價值觀的變革；三是製度層麵的現代化，主要表現是社會製度實現了公正與效率的有機統一。現代化建設應是物質、精神、製度等層麵現代化建設的有機統一，三者缺一不可。
現代化建設的切入點是物質層麵，還是精神人文層麵，還是製度層麵，或者是綜合推進，由於空間和時間的不同，不同國家應當有不同的選擇。
中國現代化的切入點是什麼？是重點著力於體製的變革？還是重點著力於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或是重點致力於人文精神的創新？但問題是政治、經濟、文化是一個有機的體係，三者在發展中互相聯係、互相影響、互相製約。從長期看，解決問題最終應當是三者綜合推進，協調發展；但從短期看，發展總有一個切入點。對中國而言，發展曆程的特殊性決定了這個切入點就是國民習俗的改造。
曆史越悠久，習俗的沉澱就會越厚重，習俗對現代化的阻礙就會越大，現代化建設就越要重視對習俗的改造。中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國家，兩千多年的專製統治和儒家文化的一統天下，使與之相適應的習俗越來越深入到國人的意識深處，中國的現代化必須重視對習俗的改造。
現代化是一場戰爭，應先打弱小之敵，後打強大之敵。對習俗的改造可以先行。因為習俗不同於政治，政治是與利益密切相關的，所以政治改革的阻力是很大的，政治是現代化的硬核。經濟與政治相比，相對容易一些，但經濟若不與政治進行配套改革，經濟就有可能是高成本與低效率。而習俗與人們的利益聯係相對較弱一些，所以改革也相對容易。而習俗的改革反過來又會有效促進政治和經濟的改革和發展。
中國的現代化最終離不開國民性的改造。
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把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劃分為三期：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於是福建船政學堂、上海製造局等漸次設立起來；第二期從製度上感覺不足，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麵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逐漸認識到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製度，決計不可能，最後要求人格的覺醒。
1916年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1卷6號發表《五人最後之覺醒》，認為：“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也；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能抱殘守缺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日：倫理的覺醒，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魯迅先生認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壯，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的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