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在東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間徘徊，到處格格不入。男人們提到狩獵的時候那麼殘忍，談論愛情的口吻那麼粗暴，唯有談到金錢才精當無比，出之以冷靜的，嘻笑的態度。大家在吸煙室裏聽取商情。克利斯朵夫聽見一個衣襟上綴有勳飾的小白臉，在太太們中間繞來繞去，殷勤獻媚，用著喉音說道：“怎麼！他竟逍遙法外嗎？”
兩位太太在客廳的一角談著一個青年女伶和一個交際花的戀愛。有時沙龍裏還舉行音樂會。人們請克利斯朵夫彈琴。女詩人們氣籲籲的，流著汗，朗誦蘇利·普呂東和奧古斯丁·陶興的詩。一個有名的演員，用風琴伴奏，莊嚴的朗誦一章“神秘之歌”。音樂與詩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惡。但那些女子竟聽得出了神，露著美麗的牙齒笑開了。他們也串演易卜生的戲劇。一個大人物反抗那些社會柱石的苦鬥，結果隻給他們作為消遣。
然後，他們以為應當談談藝術了。那才令人作嘔呢。尤其是婦女們，為了調情，為了禮貌，為了無聊，為了愚蠢，要談易卜生，華葛耐，托爾斯泰。一朝談話在這方麵開了頭，再也沒法教它停止。那象傳染病一樣。銀行家，掮客，黑人販子，都來發表他們對於藝術的高見。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轉變話題，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談論音樂與詩歌。有如裴遼士說的：“他們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那種不慌不忙的態度仿佛談的是醇酒婦人，或是旁的肮髒事兒。”一個神經病科的醫生，在易卜生劇中的女主角身上認出他某個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個工程師，一口咬定《傀儡家庭》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個名演員——知名的喜劇家——吞吞吐吐的發表他對於巴采與卡萊爾的高見；他告訴克利斯朵夫，說他不能看到一張範拉士葛——當時最走紅的畫家——的畫而“不是大顆大顆的淚珠直淌下來”。但他又真誠的告訴克利斯朵夫，雖然他把藝術看得極高，但是把人生的藝術——行動，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夠挑選一個角色來扮演的話，他一定挑俾斯麥。有時，這種場合也有一個所謂高人雅士。他的談吐可也不見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們自以為說的內容，和實際所說的核對一下。他們往往一言不發，掛著一副莫測高深的笑容：他們是靠自己的聲名過活的，決不拿聲名來冒險。當然也有幾個話特別多的，照例總是南方人。他們無所不談，可是毫無價值觀念，把一切都等量齊觀。某人是莎士比亞，某人是莫利哀，某人是耶穌基督。他們把易卜生和小仲馬相比，把托爾斯泰和喬治·桑並論；而這一切，自然是為表明法國已經無所不備。他們往往不通任何外國語文，但這一點對他們並無妨礙。聽的人完全不問他們說的是否對的，主要是說些有趣的事，盡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麼責任都可以撩在外國人頭上，——除了當時的偶像：因為不論是葛裏格，是華葛耐，是尼采，是高爾基，是鄧南遮，總有一個當令的，但決不會長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克利斯朵夫在東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間徘徊，到處格格不入。男人們提到狩獵的時候那麼殘忍，談論愛情的口吻那麼粗暴，唯有談到金錢才精當無比，出之以冷靜的，嘻笑的態度。大家在吸煙室裏聽取商情。克利斯朵夫聽見一個衣襟上綴有勳飾的小白臉，在太太們中間繞來繞去，殷勤獻媚，用著喉音說道：“怎麼！他竟逍遙法外嗎？”
兩位太太在客廳的一角談著一個青年女伶和一個交際花的戀愛。有時沙龍裏還舉行音樂會。人們請克利斯朵夫彈琴。女詩人們氣籲籲的，流著汗，朗誦蘇利·普呂東和奧古斯丁·陶興的詩。一個有名的演員，用風琴伴奏，莊嚴的朗誦一章“神秘之歌”。音樂與詩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惡。但那些女子竟聽得出了神，露著美麗的牙齒笑開了。他們也串演易卜生的戲劇。一個大人物反抗那些社會柱石的苦鬥，結果隻給他們作為消遣。
然後，他們以為應當談談藝術了。那才令人作嘔呢。尤其是婦女們，為了調情，為了禮貌，為了無聊，為了愚蠢，要談易卜生，華葛耐，托爾斯泰。一朝談話在這方麵開了頭，再也沒法教它停止。那象傳染病一樣。銀行家，掮客，黑人販子，都來發表他們對於藝術的高見。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轉變話題，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談論音樂與詩歌。有如裴遼士說的：“他們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那種不慌不忙的態度仿佛談的是醇酒婦人，或是旁的肮髒事兒。”一個神經病科的醫生，在易卜生劇中的女主角身上認出他某個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個工程師，一口咬定《傀儡家庭》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個名演員——知名的喜劇家——吞吞吐吐的發表他對於巴采與卡萊爾的高見；他告訴克利斯朵夫，說他不能看到一張範拉士葛——當時最走紅的畫家——的畫而“不是大顆大顆的淚珠直淌下來”。但他又真誠的告訴克利斯朵夫，雖然他把藝術看得極高，但是把人生的藝術——行動，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夠挑選一個角色來扮演的話，他一定挑俾斯麥。有時，這種場合也有一個所謂高人雅士。他的談吐可也不見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們自以為說的內容，和實際所說的核對一下。他們往往一言不發，掛著一副莫測高深的笑容：他們是靠自己的聲名過活的，決不拿聲名來冒險。當然也有幾個話特別多的，照例總是南方人。他們無所不談，可是毫無價值觀念，把一切都等量齊觀。某人是莎士比亞，某人是莫利哀，某人是耶穌基督。他們把易卜生和小仲馬相比，把托爾斯泰和喬治·桑並論；而這一切，自然是為表明法國已經無所不備。他們往往不通任何外國語文，但這一點對他們並無妨礙。聽的人完全不問他們說的是否對的，主要是說些有趣的事，盡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麼責任都可以撩在外國人頭上，——除了當時的偶像：因為不論是葛裏格，是華葛耐，是尼采，是高爾基，是鄧南遮，總有一個當令的，但決不會長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眼前的偶像是貝多芬。貝多芬變了時髦人物，誰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會與文人中間是這樣：因為法國的藝術趣味是象天平秤一樣忽上忽下的，所以音樂家們早已把貝多芬丟開了。法國人要知道自己怎麼想，先得知道鄰人怎麼想，以便采取跟他一樣的或是相反的思想。看到貝多芬變得通俗了，音樂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認為貝多芬已經不夠高雅；他們永遠自命為輿論的先驅而從來不追隨輿論，與其和輿論表示同意，寧願跟它背道而馳。所以他們把貝多芬當作粗聲叫喊的老聾子；有些人還說他或許是個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負虛名的音樂家。——這類惡俗的笑話絕對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而上流社會的熱心捧場也並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滿意。倘若貝多芬在這個時候來到巴黎，一定是個紅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他的走運倒並不是靠他的音樂，而是靠他的多少帶有傳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傷派的傳記宣揚得婦孺皆知的。粗獷的相貌，獅子般的嘴臉，已經成為小說中人的麵目。那些太太對他非常憐愛，意思之間表示，如果她們認識了他，他決不至於那麼痛苦；她們敢這樣慷慨，因為明知貝多芬決不會拿她們的話當真……這老頭兒已經什麼都不需要了。——因此，一般演奏家，樂隊指揮，戲院經理，都對他表示十二分虔敬；並且以貝多芬的代表資格領受大家對貝多芬的敬意。票價高昂，規模宏大的紀念音樂會，使上流社會能借此表現一下他們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們發見幾闋貝多芬的交響樂。喜劇演員，上流社會，半上流社會，共和政府特派主持藝術事業的政客，組織著委員會，公告社會說他們就要為貝多芬立一個紀念碑：除了幾個被人當作通行證用的好好先生以外，發起人名單上有的是那些混蛋——倘使貝多芬活著的話一定會把貝多芬踩在腳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