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主要的卻還有另一個原因，是根源於我對如何更好發揮史學社會功能的一點思考。這些年來，曆史學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現了一定的繁榮景象。但發展中也存在某些危機，其中之一就是曆史研究同社會生活的聯係相對薄弱。許多很有價值的學術著作，讀者麵卻十分窄小，通常局限在少數同行專家之間。廣大群眾接受曆史知識的主要渠道，往往是一些曆史題材的影視故事或文藝作品，這些作品本來就不是以傳播曆史知識為職誌，有的甚至公開申明是在“消費曆史”或“戲說曆史”，但人們偏偏誤認為所講的就是曆史的真實。這種情況引起了一些人的憂慮。但我們不能禁止人家寫曆史題材的文藝作品，而必要的虛構又正是文藝作品同史學著作的本質區別之一。所以，倒是我們史學工作者自己，需要改變某些傳統習慣，更加努力地寫一些能夠為廣大群眾所接受、所喜愛的東西。十幾年前，我曾發表過一篇短文，題目叫做《曆史學，請走出史學界》，其中說：“史學工作者的作品中，很少有以史學界以外的廣大群眾為讀者對象的。史學研究的成果通常隻是作為史學界一部分同仁交換研究心得的手段。”這當然十分必要，但卻遠遠不夠。“史學家還要善於跨越史學界，關注社會，關注群眾，重視對全社會提供對於當前社會生活有借鑒意義的直接或間接的曆史認知。”“任何一門科學，哪怕是最深奧的學問，如果不同豐富鮮活的社會生活發生緊密的聯係，不同廣大群眾發生密切的關聯，就不可能有生命力。”我努力去學習寫一些隨筆、小品之類的雜文，就是實踐上述想法的一個具體行動。
不過在史學界這個圈子裏待久了，要走出去卻並不容易，步履蹣跚地走幾步，實在也走不多遠。但情況還是有了一些變化。短文發表了幾篇後，頗有一些熟識的和不太熟識的、搞曆史的和並不搞曆史的朋友，表示讀過或關注過這些文字，有的甚至還說了一些鼓勵的話。這在過去發表學術性論文中是很少遇到的。這給了我很大的鼓舞。
去年6月的一天，在一次會議上，令狐安同誌遞給我他寫的一首詩。這首詩已經發表在2011年第11期的《中華魂》上，這裏照錄如下：
讀李文海雜文有感二○一○年三月仇謗喜諛誰報憂，空文崇尚未知羞。
巧言令色為親信，逆耳犯顏若寇仇。
釣譽沽名何日止，弄虛作假幾時休。
漸習漸慣愁難改，如此怎當孺子牛。
令狐安同誌是一位很有正義感的詩人。他在繁重的黨政領導工作之餘，寫了不少充溢家國情懷、關心百姓生活的詩。如他寫的《憤聞某地賣官成風有感》、《諷某地政績造假》、《斥貪官汙吏》、《武鬆無奈大蟲何》、《憂某市被征地農民二首》等詩作，痛快淋漓地無情鞭撻了現實生活中存在的某些消極腐敗現象，情深意切地表達了對普通勞動群眾的關切和熱愛。在上麵那首詩中，他從曆史現象中聯想到社會現實，凸顯了曆史同現實的緊密聯係。我一向認為，曆史離今天、離我們並不遙遠，曆史雖然過去了幾十、幾百、幾千年，時代和形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有一些曆史規律、有一些曆史經驗、有一些曆史真理，仍然同我們今天的生活十分貼近，至今並沒有失去其生命力。南宋詩人陳淵有詩雲：“誰雲古人遠？正是無來去！”今天的人們可以從古人那裏得到許多曆史的智慧，從過去發生的事情中得到生動的曆史借鑒，這正是史學的魅力所在。
今年恰好是統治了中國268年的清王朝覆亡的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革命的人民推翻了已經成為社會發展障礙的清王朝，但曆史並未因此就截然割斷，一個新的時代仍然要在舊基地上逐漸成長。新舊之間，依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用曆史的眼光去看待前輩曾經的輝煌，用發展的要求去努力掙脫先人留下的因襲的重擔，這應該是史學工作者的一個神聖的職責。收在這本小冊子裏的一些短文，算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一點痕跡。
毛澤東同誌說：“讀曆史是智慧的事。”（《致蔡和森等》，見《巨人的性格——毛澤東的書信》，5頁，北京，地震出版社，1992）如果通過這本小冊子，能夠從曆史中汲取一些治國理政的政治智慧，那就是“聊以消閑”之餘的意外收獲了。
2012年3月31日於世紀城時雨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