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在認識阿玲前，阿盛有過一個大他幾歲的女友，對他照顧有加，但阿盛卻對她一直沒有感覺。直到遇到阿玲，他才產生了強烈的感覺。他對胡慎之講過這種感覺：“看著她那麼柔弱，那麼不會做事，有特別強烈的衝動，很想去照顧她。”
這種“特別強烈的衝動”，是源自潛意識深處的誘惑：阿玲可以讓他重複童年的苦難。媽媽沒有照顧過他，他也要找一個沒可能照顧到他的女孩。能照顧他的人，他沒感覺；不能照顧他的人，他才有感覺。這種感覺，是難以擺脫的誘惑，也是致命的誘惑。
並且，照顧一個人，正是阿盛表達憤怒的方式。阿盛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他們和母親一起生活。每當一家人重新相聚的時候，阿盛表現得特別像一個大哥，他不記得自己吃過弟弟妹妹的醋，也不記得自己生過母親的氣。相反，他會按照父親的意思尊重母親，而且特別照顧弟弟和妹妹，無論他們做了什麼，他都表現得極其寬容。
這樣一來，他就有一個最基本的收益，那就是，無論他們三人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父母都會認為，阿盛肯定沒有錯，錯的一定是弟弟或妹妹。
就這樣，阿盛用“我對你們非常好，所以我不會錯，錯的一定是你們”這種方式在與弟弟妹妹的關係中搶占了道德的製高點。
在相當程度上，這也是阿盛為什麼勸妻子做家庭主婦的原因。因為這樣一來，妻子對家庭就沒有了貢獻，而他徹底成了家庭的支柱。這樣，非常辛苦的他就會在這個親密關係中永遠占據著道德的製高點，一旦發生什麼事情，那仍然是“我對你非常好，所以我不會錯，錯的一定是你”這種邏輯的重複。
他這種邏輯，在原生家庭裏獲得了成功。但在新家庭，卻未必行得通，因為妻子在另外一個家庭長大，她未必會像他的弟弟妹妹那樣，買他的賬。在父母的安排下，阿盛和弟弟妹妹很默契地玩“我對你們非常好，所以我不會錯，錯的一定是你們”這種遊戲，但阿玲盡管失去了關係中的製高點，卻未必會認為自己就應該認錯。
在一次治療中，當胡慎之問阿盛：“你對妻子有抱怨嗎？”
這時，阿盛像竹筒倒豆子一樣，就妻子發了一大通牢騷。
發完之後，他先是承認，過癮，把這些抱怨講出來實在是痛快極了，但接下來，他又問：“我這樣說妻子的壞話，不好吧？”
“你覺得這些是壞話，還是你的真實感受？”胡慎之問。
“是真實的感受，我沒有誇大地說妻子的缺點。”他說，“說起來，這好像是我這輩子第一次這樣發牢騷呢，還是對一個女人。以前我一直認為，隻有婆婆媽媽的人才這樣做。”
“但不這麼做，你的心理會失去平衡。”胡慎之說，“當憤怒產生時，否認是沒有用的。”
“的確，小時候，我以為我能做到把憤怒徹底壓下去，但和妻子在一起，我知道壓不下去。”他說。
說到這裏，他忽然間恍然大悟似的對胡慎之說：“那麼，我不和妻子做愛，是不是也在表達憤怒呢？”
胡慎之還沒有來得及回答，他又搶過話頭說：“不，不是這樣，我是因為擔心把艾滋病傳染給妻子。”
胡慎之沒有急於澄清，隻是靜靜地看著阿盛，而阿盛也不再急著辯解，開始陷入沉思。
這種時候，胡慎之知道，冰山已經開始融化，阿盛已經開始意識到，他對艾滋病的恐懼，其實是一種借口。有了這個借口，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與妻子親熱，而這當然是對親密關係的一種懲罰。
這種認識，是治療開始發揮效力的重要轉折點。胡慎之相信，他會幫助阿盛學會在和妻子的關係中直接表達憤怒，並最終會幫助他弄明白，他的憤怒從哪裏來，那樣阿盛和妻子的關係就會走向正常，而他對艾滋病的恐懼也會自然消失，他對桃花源之夢也會有更理性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