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東坡身上,能讀出北宋的味道。
這是一個精致典雅的朝代、一個逞才鬥巧的朝代,這是一個在沉思中追求新趣的朝代,這是一個掌握不了自己命運的朝代。東坡隻能屬於北宋,就像阮籍隻能屬於魏晉,李白隻能屬於盛唐。
東坡不刻意為文,而文絕千古,不刻意為人,而名重九州。他隻不過“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得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這是東坡的文章之道,亦是他的人生之道。
於散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於詩,他站到了宋詩的最高點;於書法,他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合稱北宋四大家;於繪畫,他最早提出文人畫概念;於詞,他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流派……東坡的創造力讓人羨慕而驚訝。趙翼說他:“天生健筆一枝,爽若哀梨,快如並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東坡自己也毫不謙虛:“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裏無難。”
自成江海的他,隨意施出一瓢,便能灌溉大片田園。但他最成功的作品,既不是《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不是《赤壁賦》,也不是他畫的墨竹,而是他自己——他那美麗、豐富而別有趣味的人生。
不管他本人願不願意,在有著濃厚“彰善癉惡”傳統的中國,一個人死後即自動成為楷模或者箭靶。史書留名是對生者的警戒,即使皇帝也要忌憚史官手中的那根筆;對死者,則是生命價值的再次體現。
東坡不幸,一生仕途坎坷,屢遭貶謫。但後人卻因東坡的不幸而幸。假設東坡逢聖朝,遇明主,無災無難到公卿,生前尊顯富貴,死後備極哀榮,那麼世間不過多了一位能詩善詞的富貴閑人,而錯失的將不可估量:黃州東坡荒礪的田地裏,生長著在厄運中保全自我的法門;惠州瘴氣彌漫的林間,散布著從悲痛通往閑適的路徑;儋州卑濕蒸溽的天地中,潛藏著“習而安之”、無失無得的人生哲學。但他沒有一直倒黴,中間還走過幾次運,“三入承明,四至公卿”。他的一生,像極了命運的惡作劇。但若不是這樣,東坡便無法向世人演繹“寵辱不驚”的風華。
東坡應對苦難和迫害的心靈源於儒家固窮的堅毅、老莊的超越和禪宗的平常心。或許正是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於其放達的靈魂中,所以“一提到蘇東坡,在中國總會引起人親切敬佩的微笑”(林語堂語)。
有了放達的東坡,便有了“豪放”的蘇詞。“豪放”二字,似乎全然是“大江東去”的豪情與“老夫聊發少年狂”的不羈。可是翻開他的詞集,會發現這種印象與真正的東坡相差太遠。還是王國維的評價貼切:“東坡之詞曠”。
“曠”才是蘇詞最重要的特點。東坡的清曠之氣,讓本為“豔科”、“小道”的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從此,詞方可登大雅之堂。
有真性情,方有真文字。元好問說東坡詞是“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他就像口無遮攔的孩子,心中所想,都流入筆端。東坡一肚子不合時宜,到了詞中,全成詩意。讀東坡詞,可以爽口,可以怡情,可以遣懷。
西坡
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