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成都最知名的公眾人物不是歌星、影星、球星，而是一個在茶館裏說書的民間藝人，他的名字叫李伯清。這個顴骨突出、既高且瘦的成都本地藝人，以他詼諧的語言、誇張的形體、深入的觀察給成都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樂趣，由他創立的“散打評書”成為電視台收視率極高的節目，這些評書段子灌製的磁帶也成為大街小巷群眾最喜聞樂見的“市聲”，有許多店鋪和出租車司機用他的磁帶招攬顧客。
李伯清散打評書最著名的段子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觸及了成都市民性格的“虛情假意”，這種虛情假意被李伯清命名為“假打”。陳世鬆《天下四川人》說：“近代成都是一座消費城市，它既缺重慶、上海等產業工人集中城市的胸襟和氣魄，也缺乏山區農村的質樸和憨厚，難免不留下一些小家子的市民氣和無聊的裝腔相。”在現實生活中，成都人對自己的“假”往往毫無覺察，但李伯清這個來自社會底層的藝人用他刻薄的嘴輕輕捅破了這層窗戶紙，從而贏得了成都人的會心一笑：哦，原來我們在生活中是這個樣子！李伯清的散打評書是一麵哈哈鏡，成都人一麵在鏡子前照著自己，一麵笑得前仰後合，這就是李伯清散打評書的魅力。
比如，有個大款在熙熙攘攘的街上，手拿大哥大，大聲武氣地對自己家的保姆說：喂，你把奔馳開到菜市場去買兩斤豌豆嘛。這是一個絕妙的諷刺。試想一個保姆開著一輛嶄新的奔馳轎車來到嘈雜擁擠的菜市場（並非豪華商店和大型超市），目的僅僅是買上兩斤豌豆，價錢僅為一兩塊錢。現實生活中雖然沒有這樣的保姆，卻有如此喜愛“假打”的主人。
再比如，一個成都大款在菜市場買小菜，本來用不了幾個小錢，他卻一掏口袋，裝腔作勢地說：哦，我忘帶現金了，用信用卡行不行？農民說：不行，我收下怕用不脫。大款一拍腦袋：啊，我搞忘了，你隻收金穗卡（上麵有麥穗圖案），但我身上隻有長城卡和牡丹卡。
甚至還有一位小姐，一邊在菜市場買橘子殺價，一邊打手機：“打麻將就打大麻將，打小了又費馬達又費電。”而這邊又拉長著臉殺價說，“瓜兒，啥子東西賣那麼貴？當真話錢不是錢嗦？看我把你的攤子踩了！”這時候過來一男子，心疼地對這位小姐吼：“緊打（手機）做啥子？錢得嘛！”小姐就趕緊笑嘻嘻地對男子說：“寶器，我又沒開機，是故意打給周圍人看的。寶器，快把錢拿出來，我兜裏一個錢也沒有了。”
更可氣是街邊上一個賣串串香的蒼蠅館子，跑堂的手持大哥大在那兒叫喚：“喂，灶房灶房，我是前堂，生意來了，生意來了，三號要兩串土豆、一個油碟，快點快點。”類似於這樣的“假打”在成都人的生活中十分普遍，因而李伯清的“假打”才會贏得人們的一致笑聲。就連這位“假打”師傅也坦白承認，三年困難時期，他餓著肚子到表哥家去“打秋風”，表嫂吩咐表哥說：快去給伯清打半斤幹飯、一份回鍋肉。表哥拿起飯盒，走到門口又扭回頭：喂，你到底吃沒有喲？李伯清這時候也很“假”，吞著口水說：“表哥，不要麻煩，我吃了！”
諸如此類的“假打”被李伯清一針見血地說出來，令人會心一笑之餘，又暗暗覺得警醒。
李伯清能夠從生活中觀察總結出成都人的各種毛病，跟他坎坷的經曆是分不開的。李伯清出身於成都最普通的市民家庭，少年時代，父親早逝，家庭經濟比較困難。初中畢業以後，這個滿腦子幽默細胞的年輕人被分配到輕工局下屬的一家集體所有製包裝廠就業。麵對每天枯燥而單一的生活，李伯清感到索然無味，後來幹脆辭掉了廠裏的工作，而與幾個愛好文藝的哥們兒一道幹起了裝卸、拉車的行當。別看李伯清高高瘦瘦，可就像成都人所說：“瘦是瘦，有肌肉！”據說扛兩百斤的麻袋上火車對於他來講簡直是小菜一碟。雖然工作繁重，但幾個哥們兒誌同道合，再苦再累也算不得什麼。閑暇時，幾個人愛泡茶館，李伯清在這樣的氛圍中，從哥兒們身上學習到了不少文學藝術和詩詞歌賦等方麵的知識。雖然他年紀最小，但表達能力出眾，說話聲音洪亮，抑揚頓挫，幽默詼諧，因此往茶館裏一坐，就是一位受茶客歡迎的人物。在社會上漂泊的那段日子，使他體味到了大眾的喜怒哀樂，以至他後來的散打評書走的全是平民化和市民化的路子。